二、民族精神的觉醒与现代文明的抉择
    三大思潮的人文基础形成的现代文明构型的互动结构，抗战之后都介入了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梁漱溟、张东荪、冯友兰等提出“通儒政治”，强调文化对国家、民族发展命运的决定作用，力倡以中国文化重构民族精神。梁漱溟以“三路向”文化观、东方文明早熟的论断将其做为进化、发展的抉择，认为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文化自身包含着民主、科学精神而可以完成建国方略构筑现代文明的。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新儒学派是在肯定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提下以这一世界历史的现代文明起点来梳理文化传统，构筑民族精神的，这一深隐其后的文明抉择与西化自由派也是相通的。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西洋政治进步之理》中，对这一开化西风作了如下归结：“第一，民主期于尊重人权，而肇始于限制王权……第二，政治民主之本义，在于政权公开，凡团体内事，大家商量，共同做之……第三，除前两点，在实现民主上，阶级有其直接作用外，还有其一种间接作用。此即近二百年所有工具发明，文化进步，实大得力于资产阶级统治。”〔6 〕从中不难看出梁的反封建的现代民主立场。
    抗战之后，现代人文基础的形成与和平建国的历史需求终于促使了民族精神的觉醒，而民族精神的觉醒又促动各学术、思想流派的活跃与文化思潮的发展。西化派此时以吴世昌为代表，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历史性的反驳，他不仅对东方文化派的梁漱溟等人的新儒学派进行了批驳，而且对国民党政府的“伦理立国”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吴世昌于1948年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一书，认为抗战胜利应谋求民主建国，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以解除思想禁锢，而“正统”和“卫道”只能是背离五四新文化，是一种历史的退步和封建复古。在这里，他对中国“民本”思相与西方“民主”思想的辨识是科学而清醒的，“本”是“本钱”或“资本”，民之对于帝王，如同本钱，资本之对于商人，都只不过是可用的“工具”，而不是“主人”，而西方“民主”的最基本条件，是“保障人权，重视人权”。中国文化恰恰没有“人权”的观念。〔7〕
    其实西化的自由派也并非是不要文化传统或就是民族精神的虚无主义。一是他们对东方文化派及“中国本位文化”的反驳，不能不偏激一些；二是胡适所言，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历史惯性，亦即“惰性折衷”，主张“全盘”，可能也就实现“半盘”；三是胡适本人在新文化的倡导、发展中，一直坚持东方的文艺复兴观，从“整理国故”的新学理到“文艺复兴”的新文学，无不如此。他说：“在我看来，这个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我国故有文明作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以“再造文明”，亦即“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8〕。 只不过这一“重建”是通过输入“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9 〕来完成的。在谈到文艺复兴的”的起源时，他说：“现代中国”这个概念便是反抗中古的宗教，和打倒那支配中国思想历时千年之久的佛教和一切洋教”，“把被颠倒的东西再倒转过来……恢复佛教东传以前的中国文化、思想和制度”〔10〕。据此他甚而推断这一东方的复兴可以从宋代对“中世纪迷信”的反抗的“革新世纪”开始，甚而可以上溯至“产生了一些反传统的诗人”〔11〕的唐代。因而我们可以断定胡适的“再造文明”的新文化一是以中国文化的东方复兴为归宿的；二是要输入西学以完成这一艰巨的文化变革（即在中国文化系统内部是难以完成这一变化，发展的）；三是新文化并非如海外学者林毓生先生所言，是反对一切文化传统的“危机”意识的虚无主义〔12〕，而是主要反对封建迷信以确立科学，反对封建伦理纲常以确立人权与民主，而对从《诗经》到《红楼梦》，从唐宋到明清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文明基因都是继承、改造与发展的。从这一点来说，西化派的发展观念尽管与新儒学及东方文化派观点各异，而其以民族为本、以世界精神为用的发展观念还是有一定相通之处的。
    此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人民本位”的文化论，通过意识形态的抉择介入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胡绳在《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一文中强调八年抗战已经开辟了新文化的必然归向，那就是“面对实际，走向人民”〔13〕。冯契则直接提出“人民本位”的建国方略。〔14〕它与西化派的“民主”有相通之处，与东方派的“民本”亦有相合之处，是顾及到了构筑新民主主义的人文基础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抗战后以三大思潮为人文基础构筑的民族精神的丰富性与矛盾内涵。这一历史课题的解决不可能在争执双方的对峙中完成。今天，从更大跨度的文化转折和文明构型来看，各方都有它的积极意义，对于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也都有它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百载忧思。从这一角度说，任何发展的观点都应构筑在文化传统及由此形成的民族精神上。因而东方文化派、新儒学派的观点是有其为国立本的合理之处的。然而现代民族精神不是“绝对理念”的宗教精神，而是适应发展需求的历史抉择，从这点来说，西化派的民主、科学在解决发展问题、适应变革需求上又有它的适应性。而任何发展观与民族精神的构筑，都是对民族命运的抉择，都应有一定的进步性和人民性。从这一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本位”的观点又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构筑了意识形态上的“体”。因而我们在这里主张“三位一体”的现代民族精神与文明构型，即以民族文化为本，以世界文明为用，以人民性为体的民族精神发展观与文明构型的复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