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问题
    重构民族精神与决定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文化战略或文明构型问题，一直是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而这一理论问题在两个中国命运决战的抗战前后，是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儒教纲常与文化专制，目的在于南京政府的思想统治，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十教授宣言，亦不过是此观念的附庸。在这一独裁统治的意识形态之内，并没有提出相应深厚的文化、学术观点。故而连东方文化派的梁漱溟也觉其不得要领而反之，说：“那宣言的原文意义不清楚”〔15〕。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起点是世界现代文明，任何背弃五四新文化而试图向回走的路都是走不通的。国民党在这一点上背弃了新文化，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也抛弃了其党治文化而与民众一道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文化道路，因而在国、共决战之前国民党在软实力建设上已基本失败。对此，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构想，“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即“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其特有的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来构筑民族精神与现代文明，为时代发展基本上作出了应有的理性归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经确立统治地位，是有着很强的排它性的。意识形态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战略，然而并非唯一的精神统治，否则易使现代文明以至民族精神过于单薄而走向僵化。几十年来左倾干扰下徘徊难进的现代中国历程证实了这一点。只要不是对立性、反动性的文化思潮，应该作为意识形态的补充、丰富和完善注入现代文明与民族精神的构筑。如对东方文化派、全盘西化派的文化观念构筑的现代文明、民族精神，应在其“中间派”的建国之路和意识分歧之外更多地汲取其文明基因与文化、学术成就来补充、完善现代文化与民族精神。如梁漱溟的观点，对于乡土中国步入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现代化，现代民族精神发展，现代文明的完善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以民族文化为本的现代文化观念的构筑及东方文化复兴的文化战略，都是很重要的。然而多年来我们一直都不停地对之批判甚而最后剥夺其发言权，总是以很敏感、脆弱的神经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至于连马寅初那样很客观的人口论都不能容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襟怀和气魄。对自由的西化派亦如此，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中现代中国的几度彷徨的思想历程亦证实了这一点。目前我们对于现代三大思潮的文明抉择踌躇难抉亦在于此。”通观20世纪思想史，指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是三大主流思潮的观点，已被海内外学者所普遍接受〔16〕。诚如方克立先生所说，“在今后多元开放的时代，承认三大思潮并存的现实，并且估计到这种并存格局还会延续相当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在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的前提下，加强三大思潮之间的交流对话，促进他们的互动发展，对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都是有利的”〔17〕。然而这一文化学术观点旋即遭到国内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批判，谓之“对现代新儒学的腐蚀性警惕不够”〔18〕。笔者认为这是将意识形态与文明构型、民族精神相混淆的论断。而海外学者关于“马列、西化和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19〕的观点，从构筑现代民族精神的文明构型角度来说是值得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精神及信仰体系是不能动摇的，然而做为中国现代人文基础的文明构型及民族精神构筑，则需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范围，补充以东方的人类文明成果以完成世界历史起点的综合文化创造来面对新世纪的抉择。而况“中国”并非大陆一方，而是包括港、澳、台多种政区、多元体制、多维结构、多向发展思路的神州大地，如果我们仅限于意识形态来面对现代文明构型的民族精神发展，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对如上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更大范围的华夏之邦的自动放弃，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辩证思想的，也不符合共和国发展的战略思路。而况即使大陆，还是特区、开发区、保税区等东南沿海一线及沿江、沿海、沿边、沿河全方位开放的战略体系，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所能包容的，这一时代前沿的开放精神实际上已在文明构型、民族精神的发展上为现代社会、文化注入了新的历史内容。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设想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辩证思维的历史抉择，它是包容了如前所述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大中华时代开放精神的文明抉择，也是着眼于东方文化复兴大任而融西化派与新儒学派海内外人文倾向（港澳台主要是这两个文明向度与文化向性的具有国际综合特点的人文基础）于一体重新构筑的发展观念、民族精神及文化战略。实际上邓小平的思路已把现代中国的文化战略与民族精神从单一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将大中华时代之帆推向新世纪的历史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