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本文是作者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邀请，为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做的一次专题讲演，其中包括回答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本文根据录音整理，并做了一些删节。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是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以后，论五四的言论和书籍就出现了。在学联的通电等文字里就有了“五四运动”的提法。罗家伦在《每周评论》的一篇文章里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后来罗家伦去了台湾，曾是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的主任。但在五四运动中他做的有些事情，我们并不否定。当年五四游行扛大旗的是傅斯年（总指挥）；五四当日的《宣言》有两个，文言的是许德珩起草的，白话的就是罗家伦起草的。
    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关于五四运动的书马上就出来了，《青岛潮》、《学界风潮纪》等一些小册子，大都是1919年出版的。书出的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人说五四运动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从文学运动，文学史的角度，也没有人这样讲。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张闻天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也还没有写五四运动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加以论述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如果没有这样一本书，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的制定，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这本书，这样一个理论的制定，是经过血的代价，即经过一次右倾，三次“左”倾，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既不能按旧民主主义那样搞，也不能按社会主义苏联那样搞，而是搞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讲的很有名的一句话：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依据这个理论制定的政策，在实践中迅速发挥作用，党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而且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以3年左右的时间打败蒋介石， 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中，毛泽东讲了历史。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19年到1921年；第二个时期，1921年到1927年；第三个时期，1927年到1937年；第四个时期，是1937年他写作的那个年代。当然现在我们不这样划分。但是显然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放在五四运动，而且作为一个时期来看。
    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吴老（即吴玉章）当校长，给中央写报告，说学生应当学习党史，学习革命史。后来中国革命史成为一门主课，由胡华来讲，讲义也是由胡华来写；于是准备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当时我做他的助手。在写讲义的过程中，组织座谈会讨论。曾经有一位刚到解放区，搞现代文学史的学者叫李何林。过去他写过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时还意识不到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路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角度看问题。他不同意把“五四”看作新民主义革命的开端。但是他对范老（当时范文澜是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很尊重。范老讲了一句话他听进去了。范老说，虽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多，但是从各种思潮看，马克思主义质量高，从发展看，成了主流。1950年胡华的书经中宣部审订，正式出版，发行几百万册。
    干部和高等院校包括高中都在学习这本书，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谁领导了五四运动？
    许多信件寄到《人民日报》，提出这样的问题。1950年4月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的一篇文章《谁领导了五四运动》，就“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在新民主主义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其中，第一类问题就是‘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仅仅是一个文化运动还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等等”做了回答。邓拓认为是李大钊领导了五四运动；因为李大钊写了许多文章，影响了好多人。《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写的文章，影响很大，议论慢慢平息了。
    现在看这样说还不够，没有说服人，所以这个问题又反复出现。
    那时争论的问题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在领导权问题，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本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革命，而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又怎么领导五四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讲了，那时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有了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尽管没有直接讲是他们领导了五四运动，从中可以推论出是他们领导了五四运动。人们是沿这样一条思路回答问题的。 1942年，毛泽东曾经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我写《五四运动史》时考虑到这个问题，注意既不能简单化，又要符合毛泽东的思想。我回答这个问题考虑到这样两条，一条是有了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条是与以往的情况不同，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起了巨大的作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因而五四运动已经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我是用相当多的材料说明这个问题。1989年上半年，又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提得很细，写出考证文章，问当时够得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有几个？只有李大钊一个，没有一大批，又怎么领导啊？当时我就两个问题作了些回答。一是对什么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只要具备了这样两点就够得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一点是拥护十月革命，一点是有朦胧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总之，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来要求。当时有这样思想的人绝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批。另一个是对“五四”的界定。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往往是因为使用的时间概念不一样。毛泽东讲的是五四时期，即1919年到1921年，而不是只讲五四这一天，这是发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198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座谈会上，我在发言中谈到，我们讲的五四运动是什么，它的时间界限是什么，是不是就指5月4日这一天，决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到1921年这一时期，毛泽东讲五四运动也是讲一个时期，而不是一天。所以有没有一大批，是讲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把五四运动与党的成立联在一起，说“五四运动时期，实际上也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时期”。我认为，这样解释符合毛泽东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