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运动中救亡和启蒙相互促进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1989年五四运动学术讨论会之前就产生了。首先由李泽厚提出。1987年，他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出版，首篇文章《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争论。首先反对这观点的是金冲及。1988年12月5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文章《救亡唤起启蒙》，例举戊戌维新运动中崛起的一代启蒙先驱梁启超等人思想变化的史实，阐述了“中国近代历史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即每一次群众性救亡的运动的兴起，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的到来。
    事实也是这样，陈独秀等办《新青年》也是为挽救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危亡局面而引起的。1915年兴起的以创办《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们获得极大的思想解放。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出现了很多研究新思潮的社团，也出现了很多模仿《新青年》而办的刊物，这些社团、刊物的负责人和成员，当五四运动兴起时，大都成了运动中的骨干。另一方面，五四时期的救亡运动又促进了启蒙。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的分赃决议传到我国，5月4日学生游行；6月10日曹、章、陆被罢免；6月11日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改造政府的问题；7月1日上海群众大会上工人阶级提出要另起炉灶，只驱除几个官员不行，要根本改造政府。
    正是在这种“根本改造”的民众普遍要求之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继续向西方寻找真理，马克思主义传进我国，异军突起。到了五四运动的后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但仍然是一种启蒙运动。也可以说是救亡运动又促进了启蒙运动。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科学和民主之外，排斥在启蒙运动之外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所要“根本解决”的是反帝反封建这两大任务，根本谈不上救亡压倒启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如领导的二七罢工，工人散发的宣言就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难道这里就没有启蒙吗？还是在相互促进和发展吗！在革命根据地里，抗日根据地里，不仅有启蒙，而且从未间断。老百姓选举，在背后投豆的方式，也是一种民主，也是一种启蒙的方式。那时的口号叫抗日民主运动，根据地也叫抗日民主根据地，要抗日，要民主，这正是救亡和启蒙的相互促进与结合。所以说，历史表明，中国近代以来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两者相互促进。
    李泽厚的思想和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7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他高度赞扬太平天国运动，高度赞扬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那时他曾说：“一定要推翻满清政府才能救中国”。还引用毛泽东的话加强这一论断：“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曾沿着毛泽东的这一思路研究，认为“反帝是中国近代一个基本命题，中国人民革清朝的命，以后革袁世凯的命，革北洋军阀的命，革蒋介石的命，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到1994年底在上海《学术月刊》和北京《东方》两杂志同时发表《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公开说：“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认为保留腐朽的清王朝可以使中国“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公开表示革命在中国不是好事情；说“革命容易使人发狂，丧失理性”。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曾推崇过的五四“启蒙运动”，也是一种文化革命。否定一切革命，事实上也就否定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这一普遍规律。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否定了革命，也就否定了今日的改革。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今天也可以说，改革是历史的火车头。
    李泽厚说，李大钊和胡适的争论现在可以画句号了。意思是李大钊错了，胡适对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五四运动到建立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恰恰证明李大钊是对的，胡适改良主义失败了。胡适从美国回来以后，五四时期就搞自由主义。20年代办《努力周报》，30年代办《独立评论》，一直到台湾后支持“自由中国”，一贯搞自由主义。搞了一辈子改良主义其结果又怎么样呢？也没有实现，1962年，71岁时，死在台湾。我到台湾访问，见到胡适的墓。在北京，我常去李大钊的墓，凭吊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所以在胡适墓前，我想到这两个人，到底谁胜利了？1927年，李大钊惨遭北洋军阀杀害，为革命，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慷慨捐躯。60年代，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酒会上心脏病猝发而死。虽然李大钊英年早逝，但是从二人的不同理想、事业来看，不是胡适而是李大钊胜利了。李、胡二人的争论，这个句号早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就画了。解决问题还是离不开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一个一个问题解决的希望。历史就是这样。
    李泽厚以西方的民主的观点看待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后来又以所谓传统文化的观点看待救亡和启蒙。公开接受和承认自己是新儒家，这就与启蒙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说，“告别革命”也就告别了“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