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香港是广州学生撤往游击区的中转站
    虽然广州远离当时全国的解放区，但在广州却有着中国共产党的游击区，这是广州地下党能够大胆地开展工作，积极发动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有力依托，是广州地下党能够领导学生运动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
    广州地下市委在对敌斗争中，一方面坚决执行中共的白区工作方针，制订严格的秘密工作条例和守则，另一方面又大胆地培养干部，使用干部，果敢地派出部份党员和“爱国民主协会”成员公开出面领导群众，站在对敌斗争第一线，与群众共进退，以便更好地教育、发动和团结广大的群众，扩大我党的影响。但在广州这样一个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特务众多的地方，这详做是很容易暴露自己，暴露党组织的。于是，广州地下党将“党员”和“爱国民主协会”的成员分成一、二、三线。第一线的同学做公开的工作，一旦暴露，坚决撤到游击区，以斩断敌人追踪的线索，保证党组织的安全，同时为了支援游击区的斗争，把大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调到解放区。
    中共领导的游击区是构成对国民党反动派威胁的心腹之患，国民党反动派调遣不少兵力，设立关卡，严密封锁了广州到各游击区的路线。在此情况下，广州地下市委利用香港作为中转站，在香港设立“地下学联”秘密联络站，下设招待所，专门负责接待从广州学生运动这条战线上因工作需要或已暴露而撤退的共产党员、“爱国民主协会”（“地下学联”）的成员和进步同学，然后把他们输送到其它新的战斗岗位，他们当中绝大部份后来是奔赴到游击区。当时，通过这个联络站转送到游击区的广州青年学生达400人之多，既有力地支援了游击区的武装斗争，同时又保证广州地下党的安全，保存了革命的力量。我党把香港作为广州学生撤到游击区的中转站，对广州学生运动起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三香港是广州地下党培训学生运动骨干的基地
    广州地下党为了提高学生领导骨干的思想觉悟和斗争策略水平，更好地领导学生运动，在香港分局城工委的帮助和支持下，1948年暑假期间在香港先后举办了三期广州地下党学生战线主要党员干部学习班，组织广州学生运动的骨干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形势已达到一个历史转折点，蒋介石政权已走下坡路，从而更坚定同学们胜利的信心。同时通过总结工作，肯定了“五·卅一”运动以来的工作方针。要求大家要充分估计到敌人作垂死挣扎的疯狂性，提出要以公开合法活动为主，广泛深入地团结教育广大群众，以合法掩盖非法，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也不放弃非法斗争。强调要加紧扩大阵地，特别是向工人、农民开展工作。学习班还认真研究了对付反动派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策略和方法。[5]这些同学经过培训回到广州后，对广州的学生运动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香港城工委还把从广州撤退到香港的同志在转移到游击区的前夕组织起来办训练班，邀请李嘉人讲授广东游击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乔冠华作国际形势报告；林李明讲解游击战争；周钢鸣作关于解放区文化工作及政策等问题报告。训练班结束后，他们即派往各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6]广州解放前夕，这些同志绝大部分被派回到广州参加接管工作。
    “广州地下学联香港联络站”还经常组织从广州撤到游击区而途经香港的同志学习党中央的文件和进步文章，加深对全国解放战争形势以及我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增强了他们胜利的信心。
    我党以香港作为基地，培训了一大批广州学生运动和游击战争的干部和骨干。
    四香港是广州地下党宣传中共方针政策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阵地
    国民党在广州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使广州的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了解不多，知道甚少，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造谣中伤，大肆诽谤，群众对我党还存在着一些疑虑。广州地下党为了反击敌人的造谣宣传，以香港作为阵地，编印了很多传单和资料，秘密寄回或运回广州散发。还通过“广州地下学联香港联络站”的学运研究组向广州的各个学校和进步人士以及市民投寄进步报刊和传单，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全国学生运动的动态，坚定了人们必胜的信心。
    1947年“五·卅”运动后，广州的敌人更为凶残，广州地下党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揭露敌人假民主的法西斯暴行，更好地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把广州的学生运动引向深入，专门派人把收集到的有关“五·卅一”运动的文件、照片、资料等送到香港，在香港编辑、印刷成书，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运回广州，散发到学生们手中，对全面性地总结“五·卅一”运动的经验，指明今后斗争的方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香港的进步舆论界对广州学生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予以极大的关心、支持，时刻注视广州学生运动的动态，他们通过报纸、杂志，详细报道广州学生运动的每一个大事件，使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尽快了解事件的真相。揭穿敌人的诬蔑和歪曲宣传，让广大人民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假民主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真面目。对“反美抗暴”运动，“五·卅一”运动和侨二师的“断炊拍卖”活动等学生运动，香港的《正报》、《华商报》、《群众》等报纸杂志都作了详尽真实的报导和评述，给广州爱国学生斗争以热情的赞扬和大力支持。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中山大学制造了“七·二三”大逮捕事件。为了向香港人民和海外华侨揭露事件的真相，抗议反动当局摧残民主的暴行，声援广州学生的正义行动，香港的进步报刊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舆论攻势，在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和第三天，《华商报》分别发表题为《穗死党垂死恐怖，在市区疯狂捕人》的报道和《制止大捕杀》的短评，接着又连日发表一组留港的中大校友对这一事件的抗议和表态文章，紧接着又以《中山大学控诉特务罪行》的报道和广州学联发表的《告各界人士及全国同学书》，进一步详细地披露事件的真相，指出敌人已到了狗急跳墙的阶段，号召华南人民提高警惕，以果敢的行动制止反动派的残暴，“加紧迎接解放大军解放华南的工作，迅速把华南反动派入土下葬”。香港报纸的这些舆论攻势，鼓舞了广州学生的斗志，有力支持了广州的学生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被迫释放被捕的全体师生。及时的舆论宣传，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的暴行，极大支援了广州的学生运动，又使香港同胞、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对我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态势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解放战争四年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广州的学生运动和香港有着密切的联系。广州学生运动的每一件大事，都得到香港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五·卅一”运动后，香港的中山大学校友、达德学院和各种中小学校学生、港九中上学生联合会、香港中原剧社、虹虹剧社、新文学学会、文艺学会、文联歌咏团、海员工人以及烟厂、橡胶等工人和在香港的华侨以及社会的各界人士，纷纷写信致函，对广州的学生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赞扬广州学生“喊出了四万万五千人民的呼声，毫不惭愧地做了人民的喇叭”。认为“五·卅一”的伟大行动唤醒了整个华南人民，为统治者敲响了丧钟！“在南中国的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新页”。同时他们纷纷解囊相助，筹募大笔捐款送来广州，给受伤的学生做医疗费和慰劳被捕入狱的同学。当广州地下党派人到香港募捐时，他们又慷慨相助，使广州地下党解决了给同学治病和营救被捕同学的经费，对广州学生运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广州地下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广州的青年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积极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充分利用邻近香港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使之成为广州学生运动中撤退到游击区的中转站，学生运动骨干的培训基地和宣传我党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宣传阵地，对广州学生运动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潮和深入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1997年4月23日收到。
    注释：
    [1]广东区党委：《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指示》、《华南党组织档案选编》，1946.3.8
    [2]广东区委：《对广东长期坚持斗争的工作布置》、《华南党组织档案选编》，1945.9.28
    [3]广东区党委：《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华南党组织档案选编》，1946.2
    [4][6]杨宝莲：《回忆广州地下学联香港联络站》《广州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12期
    [5]钟明、陈翔南：《第二条战线的胜利》、《广州日报》1981.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