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本文的说明
    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是一次历史上少见的来自中下层的无指挥多声部政治大合唱。我对此已有专文介绍。（注：拙文《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见《明清论丛》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由于该文已经太长，且写作时的关注点，在于我所感兴趣的政治、经济、思想、社会诸方面，而对于外交与军事的内容，并没有涉及。本文专论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与外交的内容，也是该文的补篇。
    戊戌变法的原动力在于外，即德占胶澳（青岛）、俄占旅大、英占威海卫、法占广州湾（湛江），列强瓜分中国的言论第一次大风行。在此期间发生的司员士民上书，其关注点也多在于此，由此产生的对策很自然是相应的，即军事与外交。用军事的手段来对抗，或用外交的手段来柔远。毫无疑问，这批上书的人，绝大多数不是军事方面或外交方面的专才，除个别人外，并没有军事或外交经验。也因为如此，他们的言论才更具有广泛性，代表着当时清朝的中下层人士对时局的看法及其相应的救时对策。
    从事后的历史观察来看，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边疆危机，似还属于历史的偶然。列强此时并无统一的计划，以先后对中国下手。此是德占胶澳引起了骨牌效应。列强虽有在华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意识，但尚在初步的阶段，还未到达实施的阶段。然在当时，由于青岛、旅大、威海、湛江等地的依次相让，处于悲痛中的中国人不知此情将伊于胡底，对局势的未来发展相当悲观。这种情绪致使清朝中下层官员提出的军事、外交诸策，不可避免地带有紧急应对的意味，缺乏从长计议的通盘考虑。这也是需要事先说明的大背景。
    从数量上看，在现存的275件上书中，涉及军事与外交的数量甚多，但专论军事或外交的上书数量却有限，这说明了上书者的兴趣之所在，也说明了他们的军事与外交的专门知识之有限。本文的重点，在于介绍，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发表和介绍史料；这种介绍不侧重于他们的对策中今日光辉依稀的闪亮点，而是寻求他们最为一般最为普遍的关怀，由此观察在历史过程中的观念与思想，以能在更大的程度上迈过时空，切入于当时，至少接近于当时。
    由于缺乏相关的背景资料，我还不能了解绝大多数上书者的个人情况。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惟一可知的，仅是上书时的头衔，我只能将其头衔照抄引上。当然，对我比较了解的上书者，也会尽可能予以介绍。本文由于引用史料甚多，且皆为中国纪年，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使用中国纪年，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历。
    最后，我还要说明的是，我的这种介绍，必有取舍，决不可能是全面的照搬。取舍必有我主观的认知，由此，我的结论并不可能是客观无误的。我希望后来者对此问题的认识，也不以我为止步。对这批现存的司员士民上书的多人阅读、并由此产生多种结论，是消除一己之见的惟一方法。
    二、军事对抗的方案——民团
    如果说戊戌变法的政治指导者大体是以西政、西法、西学为改革方向的话，那么，可以说，司员士民上书中关于军事改革的内容则与之背道而驰，其主要的建策，是建设一支平时不离乡的准军事部队——民团。
    湖南永州府新田县举人何镇圭在条陈中请将武科、团练合之为一。他认为，团练今多视为具文，而武试未废，如果两者合而为一，即可由武生兼为团董而成一大系统，且武生由此可得激励，西式枪炮也无私藏之弊。他拟定章程10条：其一是以武生编团，大县500、中县300、小县200，由此一省约得两万，全国可得兵四五十万；其二是各州县设一团防总局，公选董事，地方官为之监督；其三是宜在空旷之地设立营地，以便检阅及防堵；其四是选武童时仿西制，以身材及胸围作标准，并以9年为限，年满退为“藏兵”；其五是枪炮由团董购办，官给持有枪械的文凭；其六是教习由官派，多用武备学堂之人；其七是储饷多方筹划，除劝捐外，另从田房契税浮收1成，并从宰猪洋药等项抽税；其八是团练局正董每月银20元、副董14元、武童1元、什长4元；其九是武童每年训练7个月，正月至二月，八月至十二月；其十是武试归地方官，改试枪炮。（注：何镇圭条陈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6/19。原折无日期。据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及都察院代奏原折，该条陈上于七月初四日。本文所引档案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不再注明。）何镇圭的方法是参用西法，另建一常设的以武童生为主体的民团系统。若以已知的军事史作为参照系，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民团并无与列强武力相抗的能力，至多只能维持地方治安。且这一庞大的民团系统不是由官来把持，而是由绅（局董）来控制，对清朝而言，也有政治安全的问题。何镇圭的条陈上得较早，当日奉明发谕旨：“著兵部归入变通武科事宜内，一并妥议具奏。”该条陈并送慈禧太后。（注：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
    山东登州栖霞县优廪生于翰镇在条陈中称：清军“以之制敌则不足，以之扰民则有余。即生所居之地言之，大兵所过，民人皆携妻子老幼迁于山谷之间，以避其焰。逃兵一至，淫暴之惨，尤令人不忍卒叙。”他认为此为将帅之责，宜用激励之法。而他的一项重要建策是设立民团，寓兵于农：
    人皆习战，年在三十里外者，均需人置火枪一杆，按时习放。村举一长，社举一正，乡举一帅。令武生武举素娴枪炮者任其事，督催操演。冬令各县官分乡校阅，晓以各护桑梓，各保身家，决不征调，以安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