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裕凭借着当时已刊行的西方兵学汉译本，居然已经判别出西方的军事学术明显地低于中国；而且他还认为，此时对清朝最有用的中国军事学术著作，依旧是孙子、戚继光的旧作。
    直隶丰润县增生赵桂森在条陈中要求将此时清军各营雇用的洋教习尽撤。他声称：
    洋教习者……变中国营制，害犹小，步外国后尘，害实大。且闻洋教习俱不准统帅管辖，听其任意更张。设一旦有事，必至自去自来，刺探我军虚实机密，将如何防守、截剿、策应之计一一泄之于敌，而我转为敌所乘。纵使有事时先行撤退，而我之枪如何放，炮如何用，已俱在敌人心目中矣。非与无枪炮等乎？
    当时清军陆师的洋教习，主要来自于德国。当德军占领胶澳并开始修建胶济路时，时人的担心也是很自然的。对此，赵桂森的办法是，让清军将弁将《皇朝经世文续编》中所录何邦彦《兵计三十二条》，“熟看细思，并对照今日时势，考求古代兵法，互相对比”。他认为，作战在于设伏、用间、疑兵、援兵，“至两军对垒，不过空放枪炮而已”。他还认为，“光武中兴，滹沱冰合，永乐靖难，北风骤来，则天意也，不可以常情律之”。（注：赵桂森条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54—60页。原折日期为七月二十四日。据《随手档》、《上谕档》，该条陈当日由都察院代奏，二十六日奉旨“存”，并送慈禧太后。）赵桂森的条陈很长，牵涉到军事、政治、社会诸多方面，撤洋教习只是其中的一策而已。从条陈上看，他还不是无知识、不了解实情之辈。但他在条陈中称言“两军对垒，不过空放枪炮”，即可知他将当时清军的怯战之举，当作西式的作战原则了。他据此而做出判断：洋教习实际上无用。
    户部候补主事陶福履条陈检讨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之败，认为是未用忠勇人才所致。他称言，马江之战时，法国军舰九艘，清朝军舰亦九艘，其败在于当年法国雇员日意格造船时包藏祸心，将火药舱全建在头桅之后，法国知之甚详而专攻此火药舱；张佩纶命九舰环绕，并不准起锚，致使错失战机，而刘姓留美学生还击两炮，“遂击杀孤拔”；平壤、大东沟诸战失败，在于弹药，“西人早改栗药，德人满都贿串局员，仍买用黄药，开一炮后，十四分钟浓烟不散”；主持旅顺防务之龚照玙先遁，“日本细作三人，潜行入口，至大炮台竖一日旗，各营相率哗溃”；威海之败在于英人“海军副提督琅威理被谮去职”，德人“汉纳根乃陆军将领”，“马格禄怡和洋行南浔船主，失事被逐者也。驾驶商船，尚至失事，并非武员，何知水战？”他得出的结论是“深鉴前事，妙选贤能。凡用兵理财之事，必任忠勇廉干之臣。”（注：陶福履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9/39。原折日期为七月二十日。据《随手档》、《上谕档》及户部代奏原折，二十二日由户部代奏，第二天奉旨“存”，并送慈禧太后。）陶福履指出的事例，大多不确，而用忠勇之臣又是千古不易之理，天下又何能以懦贪之辈领兵掌符而获胜仗？但是，他的结论也消解了军事改革之必要，统治者此时须所为者，不过是慎选统兵之员而已。山西沁水县丁酉科拔贡延嵩寿的结论与陶福履异曲同工，他认为中国师旅不振在于未行重赏重罚，“务使行一赏而天下之兵知劝，行一罚而天下之兵知惧”（注：延嵩寿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2/12。原折仅注为“七月”。据《随手档》、《上谕档》，该条陈于七月二十四日由都察院代奏，二十六日奉旨“存”，并送慈禧太后。）。由此即无需任何军事改革，赏罚严明即可克敌。
    国子监候补学正学录黄赞枢在条陈中称：“外人亦何足畏哉？足拙不灵屈伸不便，力不敌人而专恃枪炮以取胜，及至短兵相接，惟有引领受死”；“西人之性可与习劳，而难于持久，虽在临敌，前者放枪，后者犹饮酒食肉，若或败北，一蹶难振”；铁甲舰“炮位甚高，不能击水面之小船”，清军中“善泅水、能腾跃、娴短刀”者，“制极小之皮舟，舟乘三人，二十舟为一队，以一队围敌船一只，彼之炮不能击我，我军自能一跃而登，歼其众而夺其船”；“西人虽有马兵，而放枪贯子必须下马”，清军正可以步兵为正，马兵为奇击之。黄赞枢建议募御侮军4万人，湖南、广东各半，集中于京师，训练以短刀、藤牌、开山炮、八尺抬枪，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并密令冯子材、董福祥、魏光焘、聂士成来京，“各抒所见，各举所知”。黄赞枢的这种言论，在鸦片战争前后相当盛行，致使清军一败再败。此时他能再谈此论，可见清朝对以往的战败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检讨，以为一旦将士用命即可克敌。黄赞枢自称其“出自田间，不忘武备”，并自信地宣称自己“得三千人可以克敌，得一万人可以无敌”。他要求“致身以报国”，以谋取出路。（注：黄赞枢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9/49。原折日期为七月二十二日。据《随手档》、《上谕档》及国子监代奏原折，该条陈当日由国子监代奏，次日奉旨“存”，并送慈禧太后。）黄赞枢的条陈，反映出其谋差求职的用心，而若真用此人领军，清军军事素质将回到鸦片战争时颜伯焘、裕谦的时代！
    拔贡刘子丹在条陈中建议：“练军宜精学技击”。他认为清朝练军的训练多演枪炮，临战不敢打交手仗，其原因在于不会技击。
    明代王阳明即广聘拳棒教师，以治服北军。“今南海诸岛国，有马加撒者，号称芜吉，技击最精，一人持短刀可敌数十人。泰西人东来吞并诸岛国，而特不能吞马加撒，乃反敬重诸芜吉，结为兄弟，请给以厚赀，护其商船，而不敢少加陵侮。”由此他提议“募招天下拳勇教师、技击剑客，优其廪饩，使之教练一军，以备先登陷阵之用”。他认为此是“以中国之长入西人之短，蔑不胜矣”。（注：刘子丹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2/6。原折仅注“七月”。据《随手档》、《上谕档》，该条陈于七月二十六日由都察院代奏，三十日奉旨“存”，并送慈禧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