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生议兵与武将论兵
    以上的条陈，大多为书生所作。他们并无军事的经验，从当时及后来的军事发展之基本路径来看，他们的建策也不具有太大的指导意义。而以下的一些条陈，更显书生本色，完全不考虑实现之可能性。
    安徽试用直隶州州同郭申绶在条陈中大讲练兵之道，主张“集倾国之师”，以消除各省督抚“疆域攸分，皆有各私其兵与财之见”。他提出，“皇上今秋讲武，宜征天下之兵会于天津”，除四川、新疆、云贵、广西由于离京较远，不通轮船，此次可免外，其他各省营伍一半留防，一半来京，合阵操演。他提出此举有三大好处：（1）将领藉知地形；（2）士卒藉服水土民习；（3）光绪帝可由此知督抚平日治兵实绩。（注：郭申绶条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57—358页。原折日期为七月二十六日。据《随手档》、《上谕档》，该条陈当日由都察院代奏，三十日奉旨“存”，并送慈禧太后。）郭申绶的建议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他并不知道当时各省清军总数超过60万，如调20万大军来天津合阵操演，需要多少车船，需要多长时间，需用多少军费，就是20万大军驻扎天津一带，又需要多少帐篷，每日需要多少粮食！
    户部候补主事闵荷生在条陈中提出了一个很奇特的建议：即在东三省铁路沿线种树。他认为，“东三省又京师之根本，俄人经营铁路，心不可问”。由此密令东三省诸大员，以“清界限保护铁路为名”，在沿线的官地上种植易于生长的树木，“一旦有事，可藉以火攻”！（注：闵荷生条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32—133页。原折日期为八月初二日。据《随手档》、《上谕档》、户部代奏原折，该条陈于次日由户部代奏，并于同日奉旨“存”，送慈禧太后。当然该条陈的重点是请命张之洞为首相，这也是该条陈送慈禧太后的主要理由。至于东三省铁路沿线，该条陈还主张屯田驻兵，并招徕东三省金匪、猎户、马贼。）
    刑部主事曾光岷在条陈中大谈武备的重要性，由此而做成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大文章，他提出了8条建策：（1）练将。令天下士大夫，即日成立“讲武会”，“究古今胜败之由，筹当今战胜攻取之策”；京师建立“韬略馆”、“储将馆”，聘海外名将为教官，京官、世职15至50岁者入而学习；各省建立“教将馆”，官绅入而讲习；全国书院诸生，偃文修武，购各国地图，翻译各国兵书，精筹本国战备。（2）海军。下令沿海疆臣“速筹巨款，紧购钢甲，广制战舰。各海口多设炮台，分驻重兵，如临大敌。沿海一带，多设水师学堂。”（3）选兵。下令各省“按户稽查”，年20至40岁者，“悉入兵籍”。其中识字者进武备学堂，不识字者入团随营训练。以后每年男丁满20岁者，经身体检验后，按照德国兵制，“三年为战兵，三年为守兵，六年退为备调兵”。（4）练兵。“以六队之兵，练六战之法”，其六队为炮队、枪队、马队、械队、工程队、辎重队；六战为坑战、烟战、墙战、林战、近战、散战。“上而策算、测绘、勾稽、台垒、铁路、地雷、电线之用，次而命中、致远、击刺、奔跑之举，及行营战阵，或分或合，或奇或正，忽山忽水，忽朝忽暮，应调而发，无不得心应手”。（5）团练。每县设一武备大学堂，四乡各设武备小学堂，各省水陆要口设兵工厂数处，年20至40岁者除入武备学堂者，其余随团训练，每月一县团兵会操两次，每三月一府团兵会操一次。每县可得精壮团兵1万人，全国可得团兵1000余万。（6）武备学堂。请将此时裁撤的内外各衙门及各省各类庙宇，改建为武备学堂，聘请英、德、俄、美精于武备者任教习。学业有成，给发文凭，令其游历各省各国，然后升入武备大学堂，再由武备大学堂升入韬略馆。（7）制器。命各省广设兵工厂，精造枪炮军械，必预备千百万兵十年战守之器，储之武库。（8）兵饷。全国兵饷4000万两，以1500万为30万“精兵”的养兵费，以500万为筹备军械及武官薪俸，以1500万为海军军费，以500万补助团费。（注：曾光岷条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46—355页。原折日期为七月二十四日。据《随手档》、刑部代奏原折，该条陈于七月二十八日由刑部代奏。）这一位刑部主事的条陈写得洋洋洒洒，读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已经陷入自我编织的美梦之中。他完全没有从军的经历，也不打算从军，但他由道听途说及从各类时务书中得来的知识，已足以让其制定建立军事强国的空想计划。稍有军事经验的人不难看出，他的8条建策，无一可行，且自相矛盾。
    山东截取补用同知黄笃瓒有着一些地方的经验，条陈也相对实际一些。在他的宏大改革方案中，有两项涉及到了军事改革。其一是废武科。此时正值武科改革，原来的举石射箭拟改为试洋枪洋炮，而如何控制民间的枪、炮又成了难题。黄笃瓒认为，清朝以武开国，本不靠武科为之鼓励，泰西各国也无武科之名；由此请将武科即行停止。其二是兵勇合一。当时清朝的军队大体分为两种，一是原额的绿营额兵及各级军官，一是由湘、淮军演变而来的勇营。由此黄笃瓒提出兵勇合一，将额兵及官缺并入勇营，一体训练洋操。（注：黄笃瓒条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0—153页。据《随手档》，该条陈由山东巡抚张汝梅代奏，八月十八日收到。）应当说，这两项改革都具有实际意义，但在当时会引起很大的麻烦。黄笃瓒看到了武科名义上虽有选取军官的功能，事实上清朝在武科始终未得大将；但他没有看到武科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功能，不然清朝不会长久地开设此一并无多大用处的科举。绿营及旗营至此已有30多年未效力于战阵，无人不知其不可恃，由此而不断裁汰。但在30多年的不断裁汰下，至此还保留了相当大的数额，除了害怕会引起废兵闹事外，最主要的是当时清朝并无警察，地方治安相当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此。黄笃瓒是另一类的书生，尚不知政治操作之底蕴，如果他提出的两策能如此轻便可行的话，欲有作为且有权能的地方大吏如张之洞之辈，早就将此事给办成了。
    司员士民的成份，绝大多数是儒生及儒生出身的中下级官员。他们成长的年代和环境不见重甚至不屑于武事，由此而不懂西方的军事学术，甚至不了解当时清朝的军事实情，也是不奇怪的。他们的军事知识本来只是过去读过的几部古书，此时又添上了一些欠精欠准的时务书，由他们议兵，自然很难落于实际。然而，儒生以天下为己任，自认为知天下事，就他们本身来说，并不认为自己不知兵。
    军官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