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几位，都是拔贡、优贡、生员，他们虽不了解教案的总体情况，但由于身处下层，而更了解地方的实情。他们的见解可以说是一隅之见。翰林院庶吉士傅增湘，身在上层，看到了教案交涉的最后结果，称言：
    教案近年日甚，小者毁教堂，大者杀教士。交涉因之日棘，赔衅不足，继以抵偿，抵偿不足，予以权利。至是而索地索矿之事，乃纷纷矣。大抵每闹教案一次，中国伤元气一分，西人多利益一分。在朝廷以为隐忧，在百姓方以为忠愤。
    傅增湘称近年因教案而生的“屡次赔衅之巨款、抵偿之人命以及所失通商之利、险要之地、富厚之矿”，百姓并不知情，甚至官吏也不明其事；为此，他请光绪帝下令总理衙门将“历年办理教案档册纂辑一编，并将议结以后所赔之款，所抵之犯及格外所失通商权利、口岸、矿产、铁路诸事一一详列；其历次所奉谕旨所订传教条约冠之卷首”，下发到各地，令地方官详览，使百姓周知。（注：傅增润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5/25。原折日期为八月初五日。据翰林院代奏原折，该条陈当日由翰林院代奏。）傅增湘研修于翰林院，其手中的材料当然多于前面几位“乡野学者”；他的办法是将交涉的事实明白告诉官员和百姓，千万不要再闹教了，越闹越吃亏！
    翰林院编修宗室宝熙地位要更高一些。他在条陈中称：“窃观近来肇衅之故，乃不在传教之西士，而多在入教之莠民。”教民持教堂为护符，以势陵人，作恶甚多，而官吏怵于教案，变而怵于教民，隐忍相安，致使教民之焰日炽。而宝熙的方案是：
    伏查同治九年，总署与各国使臣商办传教章程八条，其第六条所载，各国须将中国习教之人，一一胪列姓名、籍贯、年貌、三代、生业，随时造送各领事，就近转送各州县，以备无事稽考，有事保护一节，实为当务之急。惜前届换约时，未闻附载。宜即以此专条商之。
    宝熙的办法是将教民专门编籍。案同治九年即1870年，由于天津教案，总理衙门可能有与各国使节商议之事，现今我还未找到相应的档案，不知宝熙所据为何？将教民专门编籍，须由各教堂进行，总理衙门也须为此与各国交涉。宝熙称此策为“阳托保护之名，阴收稽核之效”；并称其看到沪报称，江西教士将不法教民革除，并请地方官出示，严禁无赖莠民冒充教民。（注：宝熙条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25—129页。原折日期为八月初一日。据《随手档》、翰林院代奏原折，该条陈于次日由翰林院代奏。）然而，宝熙并不知道，按照教义，教民的身份是不确定的，所去的教堂也不固定，编籍本身是一件很困难之事，更何况各国政府也无法代为本国的教士来答应此事。退一步说，即便是编籍成功，也只能防止莠民冒充教民，对于缺乏相应法律知识的地方官来说，正式编籍的教民很可能成为他们不敢碰不敢管的“化外之民”。
    刑部学习主事张宝琛也主张编教籍。他的看法与宝熙相同，认为今日教案多由中国莠民倚教为护符，作奸犯科而起，欲保全中外之和局而保护教士，必须弭民、教互斗之衅。他的方法比宝熙更进一步：
    请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各国领事，自后华民入教，开列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无过犯、更名者，方准注册。其先入教者，亦一律查明注册。编为教籍，另编门牌，书“教民”二字，冠服亦稍为区别。即令依彼教中原有之例，不得入试，不得捐纳，不得充兵。更令毋得与平民交易田宅户婚等事，以省狱讼。遇有词讼之事，与领事官会审，仍依华例惩办，与民一律，毋庸擅用西礼，毋许教士说情偏护。（注：张宝琛条陈见于《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6/18。原折日期为八月初六日。据《随手档》、刑部代奏原折，该条陈同日由刑部代奏。）
    张宝琛的办法确实是真将教民看作是“化外之民”。且不论门牌、服饰此类“特殊”规定，也不论“毋得与平民交易田宅户婚”的“分离”措施，即以教民的审判而言，本是中国内部之事，又何可让外国领事会审？
    刑部主事区震也是编教籍的赞成者，他与宝熙、张宝琛一样，认为不肖匪徒身犯重案后，或冒充教民，或窜入教内，地方官恐酿教案，不敢深究。他的方法比较简便，不必经过总理衙门与各国使节：
    应由各教堂神甫、牧师，将教民姓名、籍贯、住址、子女，编为一册，照会该处州县。如有续行入教者，均随时照会。州县官即给教民一小木牌，悬之门首，以示区别。庶奸徒不得冒名影射。
    除此之外，区震还提出了三条建策：（1）“知照该教国公使，嗣后凡有教民犯案者，均归地方官秉公审办。毋得袒庇代保。”（2）教堂的器物应报官查核，以便教案发生后赔偿有据。（3）“请妥商各国驻使，移达教皇，遣使驻京，专办教务，中国按照接待各国驻使之礼，一律接待。嗣后凡有教案，各国驻使不必兼摄。”（注：区震防止教案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6/16。原折日期为八月初六日。据《随手档》、刑部代奏原折，该条陈同日由刑部代奏。）从条陈本身来看，区震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人，力图息事宁人。他只认定了“不肖匪徒”，同时也大体认可教士、公使、教皇都会在教案上秉公办事。但他并不知道，德国占领胶澳，其真实原因并非为曹州教案，至于胶济铁路，更是与教案全无关联。
    兵部学习主事唐樾森提出“设专官以保护教堂”。他在条陈中称：教堂多不在城市中心，以使焚毁教堂之案层见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