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消除教案诸策
    自德国藉口曹州教案占领胶澳后，接连不断的教案一直是清朝的大患。民、教之间的对立，使清朝上下感到了真正的为难：若站在民一边，惟恐引起各国的武装干涉，再次被迫租地赔款；若站在教一边，不仅与他们的思想观念相抵触，而且会引发越来越多的民变。由于各国的干涉，在民、教冲突中，教的一方已经占有了优势，这又表现为清朝下层政治权力的削弱。因此，司员士民上书中对于如何消除教案，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建策。
    拔贡刘子丹在条陈中主张对教民“宜严为戢敛”。他称，乡井无赖投入洋教，寻仇抵隙，乞神甫一寸纸条，投之衙署，县官不敢不奔走，仰其鼻息。由此良民破产，绅士短气，县官亦窃叹相视，无可奈何。此种情况的发展，只会引发更大的民教冲突。刘子丹对此提出的办法，是与之讲理：
    今请以后与洋人立约，先以此条为急务。第准其传教，不准其侵中国自主之权，教民本系中国人，其为害乡闾，自当以中国之法治之。官场自治其民，不干彼教事，教士何得干预中国官事？以此情理之正，力与洋人争，洋人未必不服。（注：刘子丹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2/6。原折仅注“七月”。据《随手档》、《上谕档》，该条陈于七月二十六日由都察院代奏，三十日奉旨存，并送慈禧太后。）
    刘子丹的办法虽有“情理之正”，总理衙门若以此交涉，各国也会承认这些原则；但一到具体事件，总理衙门无法也不降一一细辩力争。至于首当其冲的县官，以息事为保官诀窍，又何敢对教民“严为戢敛”？
    安徽太平县优贡教职陈继良在条陈中指出：“为今日计，欲图自强在于靖外侮，欲靖外侮在于防教案，欲防教案在于缉游民，欲缉游民在筹生计。”他认为，教案之发，多起于无赖之游民，“无艺业可执，故轻于生事，无衣食可恋，故敢于为非”。他提出的办法是安置游民，具体做法上又参考了“泰西”：（1）集捐。“泰西各国收恤贫民，其达官富绅常一人捐赀数十万之多”，中国官、绅也应效法。请下旨在各省设立“公济官捐”、“公济绅捐”，分途筹款，官捐责成司道，绅捐责成州县，其款由藩司发典生息。州县随时编查游民数量，造册申报，藩司核计后，每名月给钱文若干。各省寺观凡不载祀典者，已奉旨改为学堂，可将其中六成改为学堂，四成改为贫民院，以收留游民。（2）教化。“泰西各院皆设教习，敏者教以制造、绘画等事，愚者教以种植、修筑等事，盖皆俾得一技之长，以为自食其力之地。”中国由于筹款维艰，不可能广延教习，而且制造、绘画又需大量资本，“惟有俟各府州县推广农务学堂，使之随工垦种，以为沿边开荒设屯之用”；各营改练洋操后，“使之随营演习，以备编入团练、民兵之用”。（注：陈继良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3/14。原折日期为八月初二日。据《随手档》、都察院代奏原折，该条陈于次日由都察院代奏。）陈继良用救济游民的方法来预防教案，是一新思路；然而，即使没有教案，社会救济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更何况当时的游民数量甚多，官绅早已表示各种摊捐不堪承受。他的这一计划似不可行。
    山西沁水县丁酉科拔贡延嵩寿提出两项方法：（1）请总理衙门将各国历年所订条约，编为成书，刊行天下，并在各处教堂门首，用汉字大书某国教堂，使民周知，不至于怒甲迁乙，酿成巨案。“编书”是为了让普通百姓了解条约的规定；书明“某国教堂”，是防止百姓“与日失和，衅及德人，与德失和，衅及法人”。（2）变通总理衙门制度。由皇帝选用京官中有胆识者，大省12人，中省9人，小省6人，为议政员，以助总署之势。如某省有教案，先交某省之员，秉公会议，下情得以上达，各国也不能格外要求。（注：延嵩寿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2/12。原折日期仅注为“七月”。又据《随手档》、《上谕档》，该条陈于七月二十四日由都察院代奏，二十六日奉旨“存”，并送慈禧太后。）延嵩寿出自底层，其方法很具有直接性，尤其是第二项，让京官出任办理与各国交涉教案的专员，似也可减少总理衙门的太多事务。然而，让非外交官来办理如此棘手的外交，其效果还不能预测，也与当时的各国外交程式不合。
    直隶顺天府大兴县生员杨赞清上书中称：阅览各国史书，追溯其设教由来，发现其中具有深意。“欧洲地处乾方，于行为金，其人民性情兀鸷强悍”，“设教以为收摄人心之计，又推广敬天、爱民、忠君、保国、赏善、罚恶诸教规，以涵濡薰陶于其民”。他认为，西教可与佛、老一视同仁。中华官绅商民胸怀畛域成见，对此猜嫌疑忌，视教堂为陷井。民、教冲突是百姓不明其教义而起，负责审理的官员或因循，或存偏见，处置失当。由此，杨赞清提出：（1）凡各地方有教会教堂者，须派熟悉公法、练达时务的官员去治理。（2）官员应将西教之原委、朝廷慎重邦交之意，“明白刊示，使所属绅商士民共晓”。他还推荐了三篇文献，张之洞《劝学篇》第十五章、保定知府陈保泰所写告示、《皇朝经世文续编》第一卷李元度答友人论异教书，称三文“皆能晓畅通达，抑扬得宜”（注：杨赞清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3/45。原折日期为八月初三日。据都察院代奏原折，该条陈于初五日由都察院代奏。）。杨赞清对基督教起源的解释，颇具东方色彩，其所认定的中华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也属事实，但他生活在天子脚下的大兴，并不了解四川、山东等处民、教冲突的实情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