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令凡有教堂地方，州设州判，县设县丞，令其专司保护教堂，兼管民、教词讼及地方捕盗等事。该署即设教堂左右，以便随时稽查。倘有匪徒蠢动，立即带役往拿，一面飞告本城文武协缉，庶免启衅赔款。
    唐樾森的办法是，每一座教堂旁边设一名清朝官员，专司保护！唐也知道，如此将会需要许多专职官员，于是他的方案是，布政使、按察使司之照磨，府同知、通判之知事，道、府、州之库大使、仓大使，州县之主簿、巡检、驿丞等下级官员，“尽数改授此缺。不必拘品，原缺裁汰。”（注：唐樾森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6/23。原折日期为八月初六日。据《随手档》、兵部代奏原折，该条陈当日由兵部代奏。）
    在消除教案的诸策中，最能体现改革之时尚，且手法最为西化的方案，是胡元泰等人提出的——买保险。
    内阁候补中书胡元泰自称其“世居岭峤，少历南洋，交涉事宜粗知大略”，他在条陈中称：
    尝考保险是外洋生财一大端，陆则铺户，水则轮船，以及火烛货物，人命，皆有保险。香港、上海通商各口岸，保险公司林立，外洋之重保险已可概见。查保险章程不过百分抽一，抽之无多，故购者愈众。闻伦顿（伦敦）保险公司一年所入三千万员[元]有奇，英国商务甲于地球，未始非保险之力。
    由此胡元泰提议：“应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会同各国全权大臣和衷商酌，令各国教堂俱在中国买保险，以彼之财，护彼之地。”对此，他还估计入息之开销，认为尚有赢余。（注：胡元泰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7/4。原折无日期。据《随手档》、都察院代奏原折，该条陈于七月二十七日由都察院代奏。）户部学习主事耿道冲也在条陈中大谈保险公司的好处，他作为一名户部官员，自然对生财之道，多了一分敏感与敏捷。他谈到了一个细节：“年来库款支绌，计臣拟令各直省州县普收房捐，虑民不便而止。若以保险之法行之，则人人欲保”，“是国家无居捐输之名，而隐收公益之利”。对于历年教案的赔款，他十分痛心，称之“已几几恒河沙数”。他的方法是：
    设令各省会仿立保险公司，凡有教堂，一律令其出赀归公司保护，一遇不测，估度在先，偿赔易宜，非特可免无数葛藤，而于应付交涉之道，不无裨益。（注：耿道冲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3/18。原折日期为八月初二日。据《随手档》、户部代奏原折，该条陈于次日由户部代奏。）
    胡元泰、耿道冲的条陈虽不是同一天上的，但处理条陈的新任军机四章京发现了共同的特色。八月初三日（9月18日）是慈禧太后接管条陈处理的第一天，新任军机章京将此两项条陈，“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即呈送慈禧太后批审。一直过了4天，八月初七日，即戊戌政变的第二天，这两件条陈才由慈禧太后发下。看来她对这一方案发生了兴趣，发下交片谕旨给总理衙门：“内阁等衙门奏代递中书胡元泰、主事耿道冲各折，呈请仿设保险公司，并令各国教堂在中国保险等语。是否可行，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注：《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初七日。）
    就在新任军机章京将胡、耿两条陈签拟办法送慈禧太后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日，刑部主事杨承恩也提议各地教堂购买保险，以免赔累。他的方法更为优惠：
    （保险）是以西例行之西人，既非乐从，亦常不可以理服之。否则，与西国商之，两国拿出成本，合办此事。西人视利甚重，得利均分，或无不允。再不然，仿照西人以保险为生意，听中西商人合出资本，设立保险公司。（注：杨承恩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3/33。原折日期为八月初四日。据《随手档》、刑部代奏原折，该条陈当日由刑部代奏。）
    杨承恩的办法是，若各国政府不同意此事，清朝可与各国政府合办保险公司，“得利均分”，如再不行，即由中西商人合资开设保险公司。他相信如此巨大的利润，可以引诱“视利甚重”的西人入伙，但他并没有想到，如果各国教堂真去购买保险，上海、香港、伦敦的保险公司比比皆是，清政府还有能力硬性指定其到自己的保险公司来吗？
    八、简短的结语
    需要说明的是，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的上书，很大程度上是命题作文，上书者需在“维新”范围内作文章。现存的275篇上书，绝大多数也是支持和拥护改革的，而本文提到的上书者，除了翰林院编修黄曾源与康有为有隙外，都在用尽心思来做好军事改革、外交改革的大文章。
    如果以世界各国已有的军事改革、外交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标准，如果用以后100多年来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所走的曲折道路相对照，不难看出，司员士民在军事、外交上的诸策，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驰。他们的救时建策，在我看来，大多为救时的偏方。虽说是偏方治大病，但只能是应急。国家的军事改革与外交改革须得上轨道。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对精英与上层的历史研究中，本文中出现的司员士民，当属下层；但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这些司员士民还处于中层甚至上层。他们大多有功名，有官位，个别人还处于文化的顶层（翰林院）、政治的中枢（总理衙门、军机处）。他们是改革的支持者，也应当是正在进行的变法的中坚。由此可以感受到一种困境，当时进行的军事改革与外交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在阅读司员士民上书的过程中，我经常感受不到改革的方向，也不知道这些改革者究竟能行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