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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希傅也将中日两国比作唇齿相依的关系，而他在具体的描述中，日本成为护卫中国之“齿”的“唇”。候选郎中陈时政奏请重用伊藤博文，又一次提到了唇齿相依： 日本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虽以辽东之役与我为难，然近年来，彼国君臣亦深悔当时启衅之非，失唇齿相依，动亚东之全局，亟思联络维持。伊藤此来必非无意。查伊藤既为日本维新之臣，必能识新政之纲领，知变法之本原，朝廷用人如不及，莫于召对时，体察其情，如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著其参预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也。（注：陈时政条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96—197页。原折日期为八月初四日。据都察院代奏原折，该条陈于次日由都察院代奏。） 陈时政是洪汝冲之后再次提出留用伊藤博文者。刑部主事冯镜濂也主张延聘日本人才，他上书中称：“西人之学有师承，不足以备顾问。而日本同洲之国，楚材晋用，揆之天时人事，尤得相需相遇之宜。”他还称： 若能修明政教，广开利源，英与日本知我国之振兴，势将竭力扶持，必不使俄人得利。（注：冯镜濂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6/21。原折日期为八月初六日。据《随手档》、刑部代奏原折，该条陈于当日由刑部代奏。） 在他的眼光中，英、日能否扶持中国，关键在于中国的政教能否修明。兵部学习员外郎祁师曾主张联日联美，其基本方法是聘请日、美高官： 日本畏俄眈视，极愿与联中国为唇齿之依。美另处一洲，无贪得土地之意。用其人，即可联其国，藉全力以制俄、法、德诸强邻。英在可联可拒之间，审时度势，不能定也。 他建议“博采慎选”日本、美国素有名望之大臣，“隆礼高爵”延用一二人，或专门成立议事处，或令在总理衙门，遇有中外交涉大事，按照公法与各国辩论，主持清议。然而，在聘用人员方面，祁师曾直接提出了伊藤博文为人选： 日本退位大臣侯爵伊藤博文此次来华游历，我皇上宜亲考其联日美阻俄法之道，交谊隐于无形。原伊藤博文来华之意，实欲联我，不如先为言之，即用其策。今天下大势，古者纵横之势也。俄、德、法诸国横也，美、日、奥诸国纵也。合纵而不连横，互有牵制，使不敢轻举妄动，然后坚忍力图自强。臣意伊藤必能说合而隐联之也。刻下日本已隐合美、奥。即与之约，用日本所以待诸国、诸国所以待日本之例，必可免巧取窥伺之谲计也。 祁师曾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并不能成立。此时日本、美国、奥地利并没有结盟的意图，俄、德、法之间也是各行其是。用伊藤即可“说合而隐联”，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想像。用日本对待各国、各国对待日本之例，以免除各国的要挟，只是一厢情愿的设计。祁师曾提议光绪帝召见伊藤数次，观察其可用与否，“立予清职”，“使有议事之权，无行政之权”。特别有意思的是祁师曾对伊藤博文个人抱负的评价： 其人素怀义勇，志气沉毅，每以日本三岛地小，不足回旋，恒思效力中国大邦，发其所学。若中国礼数优渥，亦必竭诚以报安措而得其效。（注：祁师曾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6/8。原折日期为八月初六日。据《随手档》、兵部代奏原折，该条陈当日由兵部代奏。） 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用何种方式得知伊藤博文此一内心世界。 福润、濮子潼、谢希傅、陈时政、冯镜濂、祁师曾，在短短的几天内，连续上书，调子也是越来越高。此时离甲午战争结束仅三年，巨额赔款刚付清，由此欠下了英、德等国一大笔债，台湾的局势也未完全平静，然昔日的敌人已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盟友。他们几乎用同样的名词来描绘中日两国关系——“唇齿相依”。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都没有去过日本，多数也无外交的经验，但却都认定日本有“联华”之意，一些人还认定日本对甲午战争有“悔过”之意。这只是一种偏听。当时的日本确实有这些说法，但只是少数政治家的观点，并没有形成为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 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黄曾源反对聘用伊藤博文。他认为，英国联合日本，是为了拒俄；而英国、日本向中国表示和好，是为了离间中俄关系。 无如与中国游者，非英国教士，则日之谗人，于是建议之臣，言联英、日以拒俄者，十之八九，而言和俄以疑英、日者，盖百不得一矣。议论繁兴，报章胪列，臣以窃然危之。今又借用伊藤，是授日人以簧鼓之端，而迫俄人以不得不疑之势。是伊藤之益于新政者，不可知；而其为害于邦交者，已有不可胜言者矣。 他的结论是“借才非现在所宜”。黄曾源的上书还有两附片，其一是“伊藤不宜优礼”，其二是“请和俄以疑英日”。前者在档案中尚未发现，后者则称：“俄强英狡，两无足恃”，“此际联英则俄怒，联俄则英怒”，“为今之计，莫若就此和俄，以疑英、日之局而修补之。强者和，则兵可缓，狡者疑，则谋亦可缓。”（注：黄曾源“借才非现在所宜”条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8—169页。原折日期为八月初四日。“请和俄以疑英日片”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6/22，无署名无日期，是我根据笔迹及内容判断其为黄曾源的附片。）黄曾源很有点独立见解，与康有为一派在政治上对立，然其外交策略听起来如同春秋时的谋士，与近代的外交样式并不吻合。该条陈及附片于八月初四日（9月19日）由翰林院代奏，当日奉旨“存”，并送慈禧太后。（注：《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四品衔户部学习主事、前出使英、法、义、比国随员陈星庚主张联英，称言：“变法何难，人才为难。今之谈洋务者，仅得之传闻，非得之阅历，仅得之半途，非得之平素。以视西人之专精干练者，诚不可以道里计。”他声称，由于前随驻英公使薛福成久住伦敦，深知英国的政治家，并非是专门之才，“必按切本国时势，洞达列国情形，宏才胆智，议论发越者，始举为议员及地方官”。于是，他提议： 中国欲得此政治家全材，似非旦夕培养所能遽得。即如在华西人，为领事者，专长商务；司海关者，专长税务。其于政治皆为无本之学。与之咨商要件，贻误必多，以非专门名家也。自昔多事需才之秋，往往借才异国……臣前在伦敦晤英国首相沙力思伯，及其外部尚书劳思伯、外部侍郎散特生等，皆极望中国强盛，得与英合力制俄。顷者威海船埠之租、汇丰洋款之借，虽为自保商利起见，然已足以阻俄人而慑德、法。我若动之以至诚，与之联络，商请英国政治家数人，聘订来华。以备咨诹而资辅理。吾以诚孚，彼必以诚应，必再有戈登、华尔其人助我，周旋患难，出力以相助。（注：陈星庚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3/53。原折日期为八月初三日。据户部代奏原折，该条陈于次日由户部代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