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初尊孔思潮的各种势力中，在华西人可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却对孔子及其思想普遍尊崇，这一现象很值得探讨。尽管他们尊孔的意图、程度各不相同，但是，和中国人相比较，他们在认识孔子方面的共识还是远大于差别的。就他们的知识结构来说，孔子学说在他们的头脑中属于外来文化，他们对孔子并没有天然的迷恋情结；就看待问题的视角而言，他们是以完全不同于中国人的眼界和价值标准来评判孔子及其学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个文化群体。那么，他们眼里的孔子到底是什么形象？促使他们尊孔的文化理论基础是什么？
    一、尊崇孔教调和中西
    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对清末以来的教育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中小学堂废止了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尊孔读经传统。此举原本是学习西方、兴办新教育的应有之意，理当受到在华西人的鼓励和支持。然而，在当时在华西人的眼里，这一举措并不是那么顺理成章。
    其一，认为孔子的命运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应该废止尊孔读经。晚清以降，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儒学的独尊地位日益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认识孔子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成为近代思想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民国初期，随着废止尊孔读经政策的出台和孔教运动的兴起，这种争论日趋激烈，甚至到了不辩清楚绝不罢休的程度。主张尊孔的人将孔子思想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精华，称之为国粹，认为尊孔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兴衰。而反对尊孔的人，则认为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孔子思想是其中的一部分，孔子思想的衰落只表明传统的纲常伦理道德已经不适于时代之发展，而不能证明中国文化已经没有前途。由于对孔子及其学说十分敬仰和好奇，也由于受孔教派尊孔思想的影响，民国初期有相当一部分在华西人认为孔子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相信废止尊孔读经会断绝中国文明的命脉。他们认为，孔子思想是中国文明和民族特性的寄托，应该予以保存，指出：“今之新从政者，或欲废孔教，不知孔教乃中国文明之经纬，断不能弃置之者也。……夫孔教者，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者也，苟中国欲保守其遗存之特性，则本国之孔教，万不可不保存矣。”（注：《英国梅殿华先生序》，《孔教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3页。）在他们看来，孔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认为“孔教者，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也。国家新命之所托，舍孔教奚属哉？彼其孕育中国之人种者，二千余年，而民之从之者，不独具其形式，而具其精神。苟无精神，则无论何种形式，必不能久者也。”（注：（俄）盖沙令：《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孔教十年大事》第2卷之《附外国之部》，太原宗圣会1924年版，第10页。）他们认为，中国人废弃孔教而沉醉欧化，是“自弃其圣人，自弃其家，……则其险更甚于鸦片”（注：《美国威士赫（卫西琴）论教育当以孔子为主》，《孔教十年大事》第2卷之《附外国之部》，第2页。），其后果必然是“自斩其生命，使漂泊无根，而自绝于历古相传之大义也”（注：（英）庄士敦：《与陈重远书》，《孔教十年大事》第2卷之《附外国之部》，第4页。）。把孔子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是民国初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共同观点，也是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发起孔教运动的理论基础。在华西人站在西方文化传播者的立场上来对这一理论进行论证，反映了他们在孔教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为孔教派宣传尊孔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助长了孔教运动的势力。
    其二，认为孔教具有现实研究价值。孔子思想能不能适应现代生活，有没有现实研究价值，是民国初期思想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孔教派极力否认孔子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孔子思想历久弥新，主张将孔子思想定为国教，以长期指导国民的言行。反对尊孔的人则强调孔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孔子思想只是中国历史上各种思想流派中的一支，作为历史学说对其进行研究是可以的，若将其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则不可，是一种复古行为。在这场争论中，在华的外国人是站在为孔子思想辩护的立场上来阐发他们的观点的。他们承认孔子学说是一种曾经产生过重要作用的思想学说，有其局限性，但他们不认为孔子应该承担专制维护者的罪名。在他们看来，孔子与历史上的专制统治有区别，不应该连为一体进行评价，指出：“夫华人数千年蜷伏专制，才智之士，役聪明于文艺之场，致思愚沉滞，实学不兴，其来有自矣，而以此归狱于其优美之教主，不亦慎乎？”（注：《英斐斯脱Fester对于孔教之论调》，《孔教十年大事》第2卷之《附外国之部》，第7页。）同时，他们认为孔子思想有其研究的现实意义，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未来社会里，孔子学说都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声称“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故孔教根本之深，不惟在己往，且有功效于将来。不惟深入于中国之人心，且有功效于世界，……夫孔子生于吾人之前，而其为中国及世界所立许多之目的，尚未能达，且未昭著，吾人安可不细心研究之”（注：（德）费希礼：《孔教论序》，《孔教十年大事》第2卷之《附外国之部》，第1页。）。他们认为如果用西方新理论解读孔教经典，孔子思想就会重现光芒，指出“孔子之书若翻为新书，则西国最新之教育将成中国之教育也。倘中国能将昔有之经训，重新讲译，则根基自然稳固。用自己之隐力，再佐以西国之新学理，则人性物性皆能尽矣”（注：（美）卫西琴：《教育之趋势》，《孔教十年大事》第5卷，太原宗圣会1924年版，第102页。）。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认为，孔子思想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为人类共通之原理，不但中国当行，外国亦当行，不但中国通行，外国亦已通行。”（注：（美）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孔教十年大事》第5卷，第35页。）孔子思想的社会价值是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在华西人注意到了孔子思想的历史性，以及孔子与专制的区别，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将孔子思想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却是不合时宜和违背事实的。这些言论对当时的一些中国人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使他们在评价孔子时失去理性，从而将孔子评价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