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领域中，社会所有制企业不能成为真正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法人。企业归全社会所有，自己不能处置生产资料，不能拍卖和破产。厂长、经理对企业不承担财产责任。产权不明确，企业亏损无人承担财产责任，怎么能进行自由竞争、公开交易和正常的商品交换？
    在流通领域里，社会所有制不利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流通。南银行是社会所有制下的自治经济组织。银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不由国家控制。6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将企业扩大再生产权力下放，取消了基建投资预算拨款制度，改由银行贷款。70年代以后，银行在信贷活动中实际上取代了国家的作用。信贷不再成为国家用来调节经济的杠杆，而变成银行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为了增加收入，银行往往贪图眼前利益，优先向盈利大、付息多的企业贷款，使信贷资金活动失控，货币流通量增多，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加剧。
    在分配领域里，南斯拉夫经过几十年的放权，逐步放弃了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控制和管理。1970年，企业自行支配的国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比重的70％。国家既不控制消费金的增长，也不制定统一的收入等级表。企业的收入分配由企业自行决定。在宏观失控和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备的情况下，企业会不可避免地追求个人收入的最大化，从而导致职工收入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企业积累下降，短期行为严重，消费资料生产急剧扩大，生产资料生产相对减少。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失调，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社会财富总量增长缓慢。社会所有制的种种弊端和缺陷影响了南斯拉夫经济的发展。
    （三）自治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南斯拉夫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取得过许多成就。如，公民选举劳动和其他自治组织的管理机构，公民直接选举区议会议员，通过代表团制选举共和国、自治省、联邦议会议员等等。然而，南斯拉夫自治政治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端。在“非集权化、非国家化、非官僚化、权力分散化”原则指导下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铁托个人专权、联邦虚权、共和国强权的权力体制。战后南斯拉夫统一国家的联邦制国家结构本来比较适合多民族和民族差异很大的国情。但实行自治制度后，一步一步地消弱了联邦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力。7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仅享有外交、国防和保证统一市场等几项权力，其他权力都下放给了共和国。共和国、自治省逐渐演变成为享有主权的“国家”。南实行的“权力均等原则”和“轮换制”则进一步削弱了联邦的权力。联邦主席团、议会、政府各部主要成员都由共和国和自治省推出。铁托逝世后，南实行“集体领导体制”，联邦主席团主席一年一换，由主席团成员轮流坐庄。这样，联邦政府不能集中在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领导集团和强有力的领袖手中。联邦议会成了各共和国、自治省代表争斗的场所。联邦制逐渐演化成“邦联制”。
    南斯拉夫在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方面曾经作过一些积极的探索，如：实行党政分开、加强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等。然而，南共联盟没有始终一贯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共盟“六大”对党章作了重大修改，把党的“领导作用”改为“引导作用”。指出，南共联盟的“基本任务就是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为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提高而不断地进行斗争”，⑨南共联盟章程虽然一再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共盟并没有很好地坚持这一原则。共盟“六大”进一步扩大了下级组织的权力。共盟基层组织可以不请示上级处分、开除或吸收党员，共和国共盟中央可以在南共联盟政治路线范围内规定自己的政治路线。⑩1969年以后各共和国共盟都设立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南共联盟“九大”规定，只要有一个共和国共盟代表会议提出要求，共盟代表会议就必须召开。（11）这样做的结果，削弱了南共联盟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加强了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组织的独立倾向，形成了后来事实上的“多党制”。
    （四）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是南斯拉夫解体的重要原因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仅两千多万人口就有37个民族。虽然南部斯拉夫人占全国人口80％，但历史上南部斯拉夫人长期处于不同的宗主国统治之下，形成了差异很大的几个主要民族，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塞尔维亚族人口最多，也不过占全国人口的42.3％。各民族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差异很大。塞尔维亚族、马其顿族信仰东正教，历史上受拜占庭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其中一部分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信仰天主教，历史上受西罗马帝国、奥匈帝国的统治。波黑共和国则是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交汇地带。直到1918年，南斯拉夫才出现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二战期间又被德、意、匈、保等国瓜分。在德、意法西斯挑唆下，塞族和克族互相仇杀，死伤一百万人，两族之间结下深仇大恨。由于历史上长期分治，各民族都有自治管理传统，都想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战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实行“联邦制”，采取多种措施和途径解决民族问题。联邦政府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南共联盟的“民族平等政策”对于缓和民族矛盾，增强民族团结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南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并非短期内能够得到解决。而实行“权力分散化、非集中化、非国家化”的自治制度弱削了联邦的权力，助长了民族分离倾向及共和国独立倾向。一遇机会，民族主义势力便会猖獗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