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74年日本政府以琉球船民在台湾遭难为借口，出兵侵入台湾。10月，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清廷代表与日本全权办理大臣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签订《北京专约》，中国赔偿受害人抚恤金10万两，补偿日本退兵修道、建房用费40万两。[1]（P343）“清政府初次感到来自东方蕞尔小国日本的威胁。尽管此事没有其后20年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国朝廷的震动那样大，但敏锐的李鸿章却在随后关于海防塞防之争中提出了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惊悚之语。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国近代面临的危机是政治和文化双重性的。其危机的程度也到了传统政治统治方式和文化内容非发生根本转变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这种转变将沿着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方向，向着推进这种转变实现的目标发展。
    李鸿章对变局的描述是“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利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2]可见他没有认识到变局的实质的前景。所以他仍提出以“穷则变，变则通”的老办法来解决问题，变的内容和原则则是魏源、冯桂芬提出，后来由张之洞集其大成的“中体西用”。尽管人们前后对这一概念的表述不尽一致，在不同时期，它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应得的评价亦不尽相同，这个主张基本上是在政治上完全保留传统皇权统治制度，在伦理原则上坚持传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只是在技术层面引进西方先进的方法手段，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此，它在现代化的意义上给人们提供的新东西并不很多。给人们带来具有实质意义变革观念的是领导戊戌维新运动的知识群体。
    这一群体的领导者即变法纲领提出者康有为，在摄取知识的青少年时代，所能得到的新思想还主要来自《海国图志》一类中国人编译的介绍国外一般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史地风物图书和同文馆的外籍教习、江南制造局的外员与中国人合作翻译的基本上限于“声光电化”等“格致”内容的西学书籍。这些表面而不系统的材料，可以开思路，以它们作为政治变革的理论依据来耸动视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于康有为而言，有力的变法理论还须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
    康有为继承常州学派，特别是自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重新阐发的今文经学，用官僚士大夫认同的考据方法，写出《新学伪经考》，在前人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揭破以往两千年间“学人惑于群经”的真相，彻底掀翻古文经说；再写《孔子改制考》，试图证明中国上古历史“茫然无稽”，“周末诸子并起创教”都采用托古方法，孔子亦托古改制，所以作六经，以期阐明儒学的创新精神，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观念，至少是为回驳守旧派官僚阻碍维新找到理由，给改革提供了一条义正词严的根据。
    康有为是应变法需要把孔子“打扮”成改革家，还是确从孔子那里发现了改革思想而要承袭光大之，用其来指导现时社会的变革？这个问题或许不重要。从他提出的变法主张（注：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三个要点：一是主张全变；二是要求形成上下一心举国一致的形势；三是建立领导变法的机构。（参见拙作：《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话》，第38—4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来看，他是要将封建皇权专制国家改造成为君主立宪国家。与洋务派的主张相比，这是带有质的意义的转变。不仅如此，他在相继接受进化论及民主思想后，也将其糅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如将“三世”（即“居乱世，生平世，太平世”）观念与君主、立宪、民主相附会，将其对现代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的理解和自由平等观念体现于对“大同”世界的设想，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他的思想依据仍旧是传统经说，这使他本人难以跳出传统的圈子。所以，变法失败后，他长时间持保皇立场——帮助张勋复辟一事表明他的保皇不仅仅是出于与光绪皇帝的私谊——并始终对传统儒家思想抱有深深敬意，以为孔子学说“不远人以为道，故不可离”，“内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外之修身以至家国天下，及于鬼神山川草木，咸得其所”，[3]（P1）既是圣言，也是教义，呼吁孔教入宪不遗余力。历史见证了他的这种几乎完全从传统开出新路尝试的失败。
    相比之下，真正以新的思路考虑问题，带给社会全新观念，开辟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路的是比康有为年长4岁的严复。
    二
    与康有为青年时期长期浸淫于传统典籍不同，严复13岁因作乡村医生的父亲去世，不得已考入费用低廉的福州船政学堂。在那里，他主修驾驶技术，系统学习了5年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在内的多门自然科学知识，并接受了基本的实验技能训练。不容忽视的是，他所在的教学班用英语授课，兼授法语，使他得到良好的外语训练。毕业后他在扬武舰工作时受到有见识的英人舰长德勒塞（Tracey）的赏识。德氏归国前嘱咐严复：海军学业完成，不是学业的终点，“新知无尽”，“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严复听了这席话为之“悚然”。[4]（P1546）他的儿子后来记下的这一生动历史瞬间很可能在他自己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决定他后半生不凡经历的一分动力。所以，当后来有幸作为清廷派赴欧洲的第一批留学生到英国留学时，他放弃了可以和同乡学友刘步蟾、林永升、萨镇冰等一样成为后来甲午海战中担任北洋水师舰艇指挥或民国时期海军将领的机会，选择了去朴茨茅斯学校和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其间，他观察国外的城市治理、去法庭旁听、与中国第一位派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一起讨论中西学术，并随同会见国外官员，使他亲身感受了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先进。尤其对西方法政、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了解，使他成为中国少数最先探入西方文化底蕴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