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严复能够提出这两个问题，在于他思想中有较为清晰的参照物，就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他称之为学术上的“黜伪而存真”和行政中的“屈私以为公”。他告诉国人，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正是这二者，而不是大家以为了不得的“汽机兵械”之类“形下之粗迹”，也不是一些有识之士佩服的“天算格致之最精”者。
    “存真”、“为公”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汉书·河间献王传》讲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汉学考经考史，以至康有为遍考群书以证刘歆作伪的主观愿望，都有黜伪存真的意味；孔子“克己复礼”、“天下为公”，乃至朝廷命官服役称作为“公家”办事，也似乎都在讲“屈私以为公”。严复不想过多纠缠这个一半时不易说清楚的问题。也许他认为正是承认中西“理道”在“存真”、“为公”问题上没有差别，才凸现出“自由”的关键作用：“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5]（P5）
    严复告诉人们：自由来自天赋；有人的自由，也有国家的自由；自由就是彼此间互不侵犯；侵犯自由，为天理、人道不容；杀人伤人盗人财物，都是侵人自由的极端表现；自由受法律保护，国家君主亦不能侵犯人的自由。这些解释看起来似乎过于简单和有附会之嫌，但其后很长时间里国内学者对“自由”一词的探讨似乎很少有超出这个范围的。
    在严复的理解中，“自由”一词带有处理人际关系的功用，他后来翻译约翰·弥尔的《论自由》时将其译作“群己权界”，部分原因于此。因而，他承认自由与中国的“恕”与“絜矩”之道“相似”。但他显然认为了解二者的不同对中国人来说更为重要：“恕”与“絜矩”之道“专指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西洋人求自由是在处理人我关系的同时，表明自我的存在，是为个人之我；中国人循“恕”与“絜矩”之道是以己度人、度量规矩准则，是为他人、为社会。从这点来说，中国没有西洋意义的自由。以有无自由为根本，中西价值取向表现出诸多不同：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5]（P5）
    这种对比观察拿到20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就中西文化优劣展开的讨论中，仍不失为一种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严复表示自己对于这些差别不能够分出优劣——这种态度即使不是欲扬故抑，其引申对比本身已经为肯于细心思考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考虑导致中西先进落后强大衰弱原因的出发点。
    四
    像近代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通常发生的那样，一种有影响的新观念的出现总是有其社会原因的。严复是应救亡需要介入社会舆论的，他要寻找救亡之路，“自由”的有无固是他注意到的中西文化中明显的不同之处。但“自由”本身尚不能独立地或直接地构成致强的全部要素。更为直接的要素来自另一种既有科学实验为其依据，又有形而上学思考成其逻辑体系的理论：进化论。《原强》即探讨西方国家致强的原因。
    在严复看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没有本质区别，相反，二者相互印证使真理愈发显明。这样，批判斯宾塞为达尔文辩护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成为他最先要介绍给国人的西学之书也就不奇怪了。赫胥黎的“以人持天”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正成为可能给人消极引导的“任天为治”理论的修正（注：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斯宾塞将其运用于人类社会。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译《天演论》原本）是站在伦理学立场反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尽管严复在斯、赫二者之间更倾向于斯宾塞，但从一定意义上看，斯宾塞理论讲客观的竞争，以此可给习于苟安的国人一种新的世界观；赫胥黎的“以人持天”说则可改国人的怠惰之气，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天演论》作序的吴汝沦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写道；“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参见《天演论》，（吴序）第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又参见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93页。））。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种自然界生物进化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适应这个规律，有人定胜天的决心，可以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这就是富强之源。
    形而上的学说是要附着于形而下的器物的，理论上讲清了原，实践中还要找到“本”。严复从斯宾塞著作中找到的“群学”概念和教人“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为纲的教育方法及他本人从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感受到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的能力、热情和智慧使他确认：民智、民力、民德是国家强盛之本。
    在严复看来，传统的防民之策，使民力日衰，民智日败，民德日薄，这是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故救国的治标之计在于“收大权，练军实”，[5]（P2）而治本之计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本者不立，标虽治，终亦无功。本者立，“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5]（P14）所以从根本上说，治本为当时的“要政”。[5]（P27）
    如何治本？从道理上说，“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5]（P14）富强有赖于“利民之政”或“利民之政”本身就象征富强。此“利民之政”虽然严复没有明说就是民主政治，但度其意，它当是有利于人民生产致富，求知思考，发展智力，完善道德的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的条件是人民能自己去生产、求知、进德。只有自由能给人民自己生产、求知、进德提供充分条件，所以自由是关键。严复正是把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说成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表达了他对民主与自由关系的理解：社会中最高的价值观念是自由，而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工具。因为有了自由，就会有个人发展自己的条件。有了个人发展，就会有富强之政或富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