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严复所受传统教育的一面和他的传统文化修养，史华兹先生画龙点睛的介绍和推论（注：史华兹指出严复少年时代从学的塾师黄少岩是位“汉学与宋学并重”的“关注当代学术动向的有识之士”，并将黄少岩可能给予严复的影响与严复对斯宾塞的“形而上学体系”、穆勒的“逻辑归纳法与经验主义”表现出同样的兴趣联系起来。他承认严复所受传统教育在他14岁（实际是13岁）时“夭折”，但认为从严复那些“深深带有传统文化”烙印的著述作品和有关他个人与家庭生活的一些资料看，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人”。（参见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2、21—2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谨慎而有说服力。但即使是在名师门下，一个十来岁孩子的领会能力决定其数年时间里所积累的东西不会太多。所以严复的传统文史知识基础和古文功底更可能是在他日后生活的充溢传统气氛的社会中继续研读演练而成熟的。也就是说，应当确认与康有为大不相同的摄入学识途径和不同的知识构成在决定两人对中西文化不同取向问题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这一点同时可以部分地解释何以严复成为同时代人中“认真地、紧密地、持久地把自己与西方思想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中国学者”（注：同上书，第3页。严复说：“盖欲救中国之亡……舍班盂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参见王栻：《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严复这一见解很大程度来自自己的求学经历。）。正因如此，当1895年中国战败消息激起士人普遍的危机感，引发维新思潮之时，严复在天津《直报》初发政见，便把人们关注的强弱问题与中西学术政化传统联系起来而显得不同凡响：
    “尝谓中西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5]（P1）
    在严复看来，中国面临危局绝非偶然，是中国传统学术政治文化造成民性软弱的结果。中国的圣人深谙“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的道理，所以不愿意教人机巧智能，宁使百姓满足温饱，安于蒙昧，甘心劳作生产以事其长上，故以平息争竞的“春秋大一统”为理想的价值取向。
    圣贤悬鹄如此，帝王乐得如此。秦皇销兵焚书是明火执仗的“防争”；宋代以降对“制科”取士的空前发展（注：“制科”即朝廷以考试取人制度。汉代后期对察举的孝廉加试和明经考试等开其端绪，隋朝设科举制，但至唐代录取人数仍极少。到宋代设殿试，不仅录取人数大增，及弟后政治待遇也大为提高。），则将“防争”手段提到新水平。这种手段就是“取人人尊信之书”，叫人沉溺其中。其所谓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因其近道有用，故上以应先圣先贤垂教，下以对志节之人所求；因其远道而无用，所以对当朝无害无碍。以此悬官位赏格请君入瓮，叫才华之人有其不一定得到之忧，所以不得不手不释卷；令庸碌之辈也有机会得到，所以也都跃跃欲试。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于凡稍有一点思想的人，都被网入其中。大家聚精会神于科考及第，谁有心思从事与人竞与上争的事情，即便有一二只漏网大鱼，也早已被消磨得鳃露鳍断，颓废衰残，掀不起大浪。严复把这叫做“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5]（P2）
    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传统的平争之术还包括“明天泽之义”、“崇柔让之教”。前者是要人明白社会等级秩序，不得僭越；后者教人知道忠孝节义之礼，安分守己，以便使社会上“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5]（P2）大家相安无事。这就是中国的学术政化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
    基于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和对西方政治理论的了解，严复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的圣人之道与君主专制的制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韩愈在《原道》中，一面重申儒学权威，以儒道文载《诗》、《书》、《易》、《春秋》，法在礼乐刑政；民分士农工商，位别君臣父子，一面杜撰等级秩序的历史渊源，说古时人多遇灾害，有圣人出来教人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为民驱逐虫蛇禽兽，教人缝衣御寒、觅食充饥、造房屋、兴工商、医病、制祭祀礼乐、定行政、度量衡等等，因此，君、臣、民各有身份，各司其职：“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当诛”。[6]（P319-325）这样的“原道”，不过是为君主专制的天经地义做论证。
    严复批韩愈，到了不顾忌讳、不计生死的地步，竟在直隶总督所在地的报纸上大书：“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5]（P5）在严复看来，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化正如韩愈所代表的以“作伪”来为君主专制编造理由的文化：
    “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5]（P53-54）
    指出四千年教化学术的谬误，笔锋不仅触及宋明理学，而且上至孔子整理并以之为传统文化圭臬的六经，可谓横扫千载陈说；将嬴政、李斯与六经五子并斥，深刻揭示传统文化与传统专制政治相为表里是造成中国衰弱之因，捉住了中国政治文化双重危机的症结。这是严复不仅远远超越自魏源、冯桂芬，以至于王韬、郑观应等洋务运动时期进步思想家，而且超越同时期康有为的地方。不仅如此，这种意识事实上触及了20世纪和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政治学术变革、价值观念转变中的两个重要问题。这两个问题同时提出，是中西文明冲突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