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现代中国革命者所谋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富强，即现代化。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之前，或最终决定以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时，都曾对改良或渐进的道路寄以希望，如甲午战争之前的孙中山，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这条道路是不可能通达中国富强的目标的。旧政权的腐败、面对现代化挑战的无能为力、帝国主义影响的根深蒂固等等，促使他们最终认识到，唯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旧体制，摆脱列强的控制，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就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
    现代化发展理论，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经验，都表明了中国革命者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所谓现代化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巨大转换过程。这一庞大的社会变革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源投入。不是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所能为之，亦远非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所能企及。它需要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所谓民族国家，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还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无论是英、美、法、 德还是日、俄诸国，其现代化所以能成功地推进，均无不得力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美国学者艾恺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得那么快速”，“法国国内强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她的政治现代化--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3 〕而对于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如中国）而言，国家力量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更是重大。因为这类型的国家，其现代化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压力，早发型现代化示范、及国内强劲的传统势力，分散的社会利益群体等，更迫切需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的中央政权，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来动员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推动现代化。这已是中外现代化研究者所公认的一般道理。“外源性现代化，特别是延误了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4〕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历届中国政府（指晚清、 北洋及南京国民党政府，下同）都无法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所以，通过暴力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确立必备的前提条件--现代民族国家，是唯一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历届政府，在内外压力的冲击下，从维护自身统治的利益出发，也施行一些现代化的举措，如晚清的洋务运动，新政，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重建中央权威，发展实业等等。但其成效始终是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主要的就是它们始终无法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组成一个强大的、高效率的、合法的中央政府。现代化所需要的和平安定的内外环境，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和合理配置，发展计划的合理制定及有效贯彻，始终无法得到满足。
    首先，帝国主义的影响始终无法消除。而且，历届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与列强互相勾结，焉有独立主权国家的确立。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给中国的现代化至少造成如下几个方面的致命打击：其一，其“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分裂和动荡，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耗散了中国现代化的力量。其二，其对中国的掠夺，直接导致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很大程度上截断了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财源，扼住了中国现代化的咽喉。就索取赔款一项而言，自鸦片战争至清朝覆亡，就多达13亿两白银，相当于甲午战前十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和还多四亿两。有人计算，如果用这笔钱办企业，洋务运动中最大的军用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可办2400家，最大的民用企业汉阳铁厂可办220家。〔5〕又如强行降低关税进行不平等贸易。有人统计，从1844年到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至少800亿两银，若按1842年前的40%左右的关税率应收关 税320亿两，如再将内地税加进去则高达600多亿两，然而，中国实际还收不到40亿两。〔6〕此外，列强还通过办银行发贷款，垄断中国的金融、掠夺800亿两的巨额财富，等等。〔7〕如此惊人的侵吞、掠夺，中国还有多少资金、财富来推动现代化？其三，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外资企业凭借本国先进的工业化为后盾，依靠其雄厚的资金及在华攫取到的优惠条件，极力排挤、吞并中国的民族资本。如洋务运动时期，上海轮船招商局刚刚开业，在华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和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便联合起来以削减运价为手段加以排挤。南京政权时期，美商欲在中国上海倾销派克51型钢笔，遇到上海生产的英雄金笔，浪琴金笔的竞争，便强行禁止任何地方为该类钢笔做广告，后来还要国民政府出面禁止生产该类钢笔，等等。此类事件在旧中国屡见不鲜乃家常便饭，致使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