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现代化的干扰和破坏尚可举出许多方面。而仅凭以上数点，我们就不难想象，一个丧失主权独立，贫穷而又动荡的中国政府和社会，要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是何等的艰难！争取国家的独立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条件之一。然而，1949年之前的历届中国政府，由于其统治的性质，反人民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们无法摆脱列强的侵略、控制，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还需要借助列强的扶植。它们不可能为中国争取到国家主权的独立。
    其次，1949年之前的历届政府，始终无法实质性地统一全国，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自太平天国之后至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地方势力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央政权的日趋式微，地方实力派的不断膨胀及其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始终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的威胁。此外，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新产生的或被动员起来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如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无产阶级，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等乃至农村的各阶层，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先后登上历史舞台，表明各自的主张，不同程度地向中央政府提出挑战。而中央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利，你死我活更是司空见惯。
    造成以上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且是旧中国政府自身无法克服的。其中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分而治之政策是造成地方割据分权，中央政府内部派系倾扎的主要原因。而历届政府在对待民族主义问题表现出的软弱无能，则是中央政府权威地位及合法性不断丧失的重要内在原因。面对列强侵略的步步紧逼，历届政府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不断地丧权辱国。不仅引起了各社会利益集团的强烈不满，也授予了地方势力或某些派别必要时用以挑战中央政府的借口。如1936年的“两广事件”即是典型的例子。个别时期的某些例外，则可反证这一问题，如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曾一度支持义和团反对外国势力，于是便有民众盛极一时的“扶清灭洋”运动。蒋介石政权参加抗日后，南京政权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在民众中享有前所未有的崇高信誉。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在提高政府权威，整合民众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然而，旧中国历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总是表现出软弱无能。因为帝国主义的力量已构成了其统治的一大部分，民族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危及了其统治，这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造成中央政府权威地位的不断式微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历届政府不能根据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变迁的需要，厉行社会政治、经济的有效变革。因为被动员起来的各社会利益群体，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参与欲望日益增强。政府必须不断变革，逐步确立起一套富有活力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方面用变革促成权威的形成，另一方面用权威促成变革，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8〕如此才能把各种利益集团加以整合， 得以强化中央政府权威。不致造成社会的动荡失范。然而，由于变革损害了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阻力重重，因而历届政府总是犹豫不决，裹足不前。
    由于以上原因，自晚清至民国，历届政府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势力，各种社会群体便成为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不稳定因素。对中央权威构成严重威胁。而中央政府为了稳固统治，又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这些社会势力，因而难以顾及现代化的推进及各项变革的开展。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其权威性、合理性。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国家的四分五裂，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致使政府始终无法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投入现代化建设。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不买中央的帐。它们称霸一方，各自为政，把持地方财政，甚至私自印制货币，中央政府难以问津。拿南京国民党政权而言，在其1937年宣布全国统一告成之时，也才大约能够在全国25%的土地上对66%的人口建立了有效的统治。其余均为地方势力所把持，中央政令难以行及彼间。对此中央不仅不能有效地调动地方资源，而且还得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与之周旋。政府的开支大多用于军费，而用于现代化建设的也就减少了。“蒋介石把军事置于绝对的优先地位，而把教育和经济建设等推迟到可以扔到火炉里去。”〔9〕“当时经济未能显著成长的原因是国防经费占去政府开支的一 半，政府花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造上的钱有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