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的传统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但笔者在长期的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中发现，这种提法不够实事求是。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笔者感到有责任凭借史实，纠正人们头脑中由来已久的偏颇认识。
    五四精英对帝国主义尚无理性认识
    五四时期的精英有左右翼之分。右翼如胡适等人，是帝国主义文明的崇拜者，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也不可能反对帝国主义。左派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当时虽然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还谈不上系统地接受，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他们也不可能对帝国主义有深刻的理性认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没有提出过帝国主义的概念，只有“列强”、“外交团”的概念。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2月1日《国民杂志》一卷二号）一文中提到了帝国主义，说：“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可见，李大钊的帝国主义概念，是吞并弱小民族、和“民族自决主义”对应的“大帝国”主义，而非垄断资本主义的意思。又说：“试想日本人倡这个主义，亚洲境内的弱国、小国，那个甘心，那欧美的列强，那个愿意”。李大钊的“帝国主义”，实际上指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主义，是把欧美列强排除在外的。李大钊的“帝国主义”概念还不是列宁的理论。1919年10月，李大钊说：“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没有提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说明李大钊对帝国主义还没有理性的认识。
    青年学生中的精英分子，因缺乏马列主义理论的武装，故也不可能对帝国主义有理性认识。邓颖超说：“五四运动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符合事实，可以；但说受马列主义影响，就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许多人参加五四运动时知道十月革命，但还不懂得马列主义”。又说：“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还没有弄明确。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邓颖超所言是实事求是的。中国先进分子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确在1921年中共成立以后。
    当时的运动中还没有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仅为肤浅的“列强”、“强权”。所以可以说，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们对帝国主义没有深刻的理性认识，他们也不可能将这场运动引向彻底的反帝运动。
    五四运动只反了日本帝国主义
    五四运动只反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反全世界的帝国主义。
    五四运动前夕，胡适吹捧、美化美帝国主义，说：“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陈独秀也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918年11月30日，北京各校的学生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去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但在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美国提出德国在中国的权利由五国共管，其实都暴露了侵略中国的野心。而当时的很多学生、很多中国人仍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寄予希望，希望他们出来主持公道。
    1919年5月4日下午的学生运动，原来打算到东交民巷美、英、法、意等使馆去说理，向日本使馆示威，结果不准队伍进入使馆区，学生也不抗议、反对，遂转向赵家楼。1919年5月5日《晨报》报道五四运动时说：“学生之赴东交民巷也，意在面晤英美法意四国公使，面递山东问题之意见书，请望转达各该国在巴黎之代表，冀能为吾国主张公道。”因为这天是星期天，公使都不在馆，所以只得把意见书交给使馆工作人员，请转交公使。队伍在美国使馆前还高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学生致各国公使的意见书都表示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决不能让日本夺去。最后一段如下：“贵国为保持民族之独立与人类之公权及世界和平之局而战。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协约国致美国驻法公使公牒，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同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我两国素敦睦谊，谨请阁下将此意转达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该联合会决议中有这样一条：“全国一致抵制日货，令全国商会与日本断绝通商。”“请美国不供给原料与日本。”武汉学生联合会开会决议中有这样一条：“通信英国总统，乞主持公论，并北京巴黎公使各一电”。全国和平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留美学生会等11个团体致美英法等各国首脑及和会代表，请求他们“鼎力对于中国合理的要求，力主公道，于相当期内实行有效力之保障”。
    从以上这些行动和言论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学生、老百姓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是寄予希望的。他们只痛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没有痛恨、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他们激烈地抵制日货，而没有抵制美、英、法等外国货。因此，五四运动显然谈不上是“彻底”、“反帝”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