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史学界对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有不同的评价。一是“过激论”，认为康有为与光绪帝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新政上谕如倾盆大雨，“过激”“过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一是“改良论”，认为康有为等维新派，依赖光绪帝，没有实力，没有真正取得政权，也不愿意采取激烈手段夺权，是改良主义导致了失败。如假设康有为进行的改革不是“齐头并进”、“倾盆大雨”，变法能否成功？如果维新派不搞改良，武力夺取政权，结果又会怎样？历史不能以假设为前提，而且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可以被证明。
    一
    历史是这样证明的。
    首先，康有为领导维新派进行的“百日维新”，被后来的清末新政证明。清末新政基本上接受了百日维新的内容，与百日维新在几个方面是相同的，甚至某些方面走得更远。
    第一，两者改革的内容基本相似，都是在不改变政权性质的情况下，进行一些行政机构、经济政策上的建设及教育方面的改革。清末新政期间，创设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外交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同时撤弃了一些有名无实或职能重复的部门。在经济政策上，设立商部，颁行了一系列商律，奖励工商实业，劝办商会。在教育方面，废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创办了新式学堂，派学生出国留学。这些正是康有为多次上书的内容。
    第二，两者采取的方式相同，都是仿照日本，依靠清政府这一绝对权威，自上而下的改革。清政府立法，是仿日本宪法。日本宪法给天皇以立法权、司法权、裁决权、军队统治权，同时议会的召集与解散、法令的发布、官员的任免大权，握于天皇一人之手。康有为在百日期间，要求清政府仿日本明治维新，敦促他们心目中的天皇--光绪皇帝雷厉风行地把权利集于一身。他提出的政治要求并没有马上要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
    第三，两者在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产生的结果也相同，改革流于形式。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众多小官吏对改革敷衍，甚至持反对态度，督抚们对于中央下达的许多新政措施大多阳奉阴违，敷衍搪塞，不是借口“非仓促所能告竣”，就是借口自治程度不齐，延搁不办。这种情况于百日维新时期几乎一样。
    百日维新是维新派敦促光绪帝而发动，清末新政是慈禧太后代表清政府发动，虽然发动者不同，但结局大体相似。这是不是从某一方面说明维新变法无论是否“过激”，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不走自上而下的和平道路，而是进行推翻清政权的武装斗争，是否就可成功？辛亥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被称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中国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纲领，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宪法，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但这一结局向世人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即使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同样也是行不通的。
    其实，将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两个历史事件，放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长河中，便可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是以学西方为中心，搬用西方现代化模式，效法西方的改革方案。这条道路的尝试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而且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并不是西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探讨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原因是“过激”了还是“改良”了，已没有意义。在此情况下，我们从康有为变法后的思考，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