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康有为认识到，万国政俗初变，往往是考虑破坏旧事物多。破坏后，社会如何稳定，如何建设和发展，是志士仁人考虑欠缺的。包括他自己都是先破坏，后再慢慢地考虑如何建设。但是“破坏甚易，建设甚难，大火随风不知所底，其不至亡国者幸耳”（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从破坏和建设的关系，康有为对法国与德国的社会变革给予贬褒不同的评价。他认为法国革命就是破坏多于建设的典型，造成血流成河。而对德国的改革则进行了相当高的评价。德国国家政权稳定，重建设，这是“水流沙转自然而成之也”，不是说“吾欲变某法，吾欲师某国而能得之哉”（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因此康有为不再循变法时期那种仿别国政治体制模式的思路，而重新考虑中国的国情，寻求适时宜民的改革方案。
    中国的国情是“国土之广大比于欧土，而铁道不通，舟车日行不逾百里，自省会至边县逾旬弥月，况于云南、甘肃程期半年，若西出伊犁北逾兴安，非经年不能至矣”。这样极差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物质条件，“故进化极迟，改良极难，政治难行，农工难盛，士人难见开闻，商旅难为交通……”（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从这一国情出发，康有为此时的救国方案与变法时发生了极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变法时期的“政治救国论”变为“物质救国论”。
    变法时期，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以君权行变法，实行政治改革。这时，康有为却提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所说的物质，有时是泛指欧美国家的物质文明，有时是指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康有为称之为“粗而形而下者”。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即“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物生物”（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9页。）等，这属于“力数形气之物质”，也就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第二层次是技术基础科学，康有为称之为“实用科学”。第三层次是工程技术科学，康有为称之为专门业学，即“工艺兵炮者”。
    第二，学习参照的国家和内容发生了变化，由变法时仿照日本的政治改革，变为学习德国的发展经济。
    康有为从物质救国的角度再审视西方诸国，他仰慕叹美的是德国。德国物质文明之所以发达，其物质之学之所以讲求，是因为凡有一政艺即立一学，故事事物物见诸实效，“不在其虚理学而在其实业学也”。总而言之，“德人能以实用与学理相融，无在非学问，无人非学人”，即讲究科学方法，注意实际效果，而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缺乏的。“若我国学者，尤为望空，好谈哲学文章而轻鄙工商，故机艺尤拙”（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故发展物质文明，发展科技，就应向德国学习。
    第三，将变法时的所谓“枝枝节节”，“微特偏端”的部分，作为中国之最缺的、最应改变的主要内容。
    在变法时，康有为曾说铁路、矿务、学堂、商务是“变事”而已，是变革中的枝节问题，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根本。这时他认为，“夫今中国之缺处固多矣，而吾暂缓一切，独汲汲焉特以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事至粗者相望何也？诚以百凡要政之缺，可以一朝而举，而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者，不可曰吾欲为之而即为也。”康有为认识到，政治变革可以由我们主观决定而一朝完成；发展物质文明，发展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是一个自发自律的过程。所以，发展生产力最为重要，不可耽搁。
    第四，变法时的下策改为上策。
    康有为在变法时向光绪皇帝提出上、中、下三策，请光绪采纳。上策是仿日本实施变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法。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并认为下策是国家灭亡之策。这时，他从发展经济，开办实业，“成物质学”考虑，提出自下而上的策略，允许设省府县乡议院，各省府县乡的缙绅有志之士，实行公议，逐步形成民权公议的习惯，随着“公议之事日多一日，公集之期，今亦日多一日，其势若江河之东流，浩瀚而莫之能御也”（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1页。），水到渠成，循序渐进地建立新事物，推翻旧事物。
    总之，康有为的变革观同维新变法时期相比发生了变化，即认为现状改革、发展物质（工业、科学技术）为根本，变革观走向世俗化，讲求使用性、有效性。康有为也无意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他说：“然民权、国会、公理也，义之至也，势所必行也，但待其时耳。”要政治改革与物质建设相协调，因为，“国会，民权实赖物质文明”（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1～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