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出亡海外，游历诸国。亲身体验与冷静思考后，他说：“鄙人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乃益信吾国经孔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也。凡万国政俗之初更，志士学人阅历必浅，既寡书传，又未亲游，但愤于积弊，耻于国弱，发愤太过，张脉怒兴，故未及深思，轻为举发。故皆欲先行破坏而后徐图建设之功。”（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321页。）众所周知，康有为一向刚愎自用，在变法失败后，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变法有任何过失，如果有错，那也是别人的。但法国大革命给他的感受，使他言不由衷地反省自己的过去。他的思考有三层含义：
    第一，不能轻易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妄自菲薄，也不能不顾一切照搬西方的经验。
    康有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的评判有些偏颇（本文不加以评论）。但他在“熟考中外之故”后，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的主旨较变法前更为强烈。康有为如此坚信这一观点，主要有几个原因：（1）西方国家并非是他以前想象得那么美好。他说：“吾昔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而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在风俗教化方面，他们的进化水平与中国没什么不同。在中世纪，比中国还黑暗，只不过是一日之强富。如果举中国数千年道德教化文明一切弃之，是“大愚妄也”。东西方民族文化具有极大的差异。首先，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这是无法一致的。因为欧洲诸国的地形造成了“故各阻险，立国统合极难”，“不能增拓于陆者，则思增拓于海”。中国是“一统自足有以致之，必无可望于再开新地者矣。故中国断无能产出科仑布也”。其次，是东西方国家形成的不同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传统，这也是无法一致的。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源头，来自古希腊文明，希腊之能创民权政治，是希腊文明的政治习惯。因为“希腊国家地僻国小而民寡，又多富民、秀民，地僻海岛易守，国小则易交通，民寡则易聚集，富民、秀民多则其势平等，而难以一人行专制”（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1～573页。）。中国的情况不同，“若吾中国，自黄帝时即已征服万国而统一之，泱泱大国，比于全欧，假令立民主乎，则中国反不能强，不能安，而为人所弱，或分乱久矣”。就是同属一种类型的欧美国家，也有不同的国情。他说：“古今万法皆如方药，惟问适时病何如耳……然普（鲁士）早用英立宪之制，则普不能立国，岂不惟霸哉。英之能先行立宪者，亦以远避在海岛，不丁欧陆百战之冲故也”（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如何改造中国，康有为十分赞赏英相巴科的观点。巴科说：“各国各自有教化、风俗、历史，万无以他国之政化可骤移用之理。我英国之政，是自然积化，非仿效而来，亦非可仿效而得。病症不同，不能用一方。”（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
    第二，康有为检讨了自己过去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行动过于草率，愤怒多于理智，是在对中国的情况了解过浅，对西方认识不深刻的情况下，“发愤太过”，“未及深思”，“张脉怒兴”的举动。
    维新变法时，康有为提出的改革计划过于庞杂，上至“变官制”，下至“剪辫易服”，二三百条一揽子解决。康有为图功太急，其主要原因，一是他把改变中国看得过于容易，中国变法只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二是他把追不世界看得相当容易，认为经过10年努力就能“诸学如林，成才如麻，铁路罗织，矿产洋溢，百度举而风俗成”。三是民族危机的紧迫感，时时在催促他快变，大变，全变。他常说“忧虑强邻四逼，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中国再不变国将亡。愤怒大于理智，使康有为无法正视中国自己的弱点，也无法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差距。难怪有人说，较小的日本变法，施行三十年而强，而较大的中国变法，反而只要三年，康有为行的是什么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