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物质救国”，是康有为在审视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世界各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后而提出的。他高度评价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他说：“欧洲近者室屋华丽，皆在百年中。所以在百年中者，以华忒（瓦特）既出机器后，国民富源大进而得之。然欧美新世界，固非一人之功，然华忒之力，实可谓有八九分也。物质之利用，机器之发明，以数千年前圣所极力经营而不能成者，一华忒生出新世界，所关岂不大哉。”（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他已意识到工业革命是影响世界进程与方向的划时代巨变，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与变革。康有为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熏陶的思想家，能提出这种思想，标志着他的思想紧紧地跟上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开始从生产力的角度来审视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康有为提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6页。）。他对世界未来的预见是“方今新世界之争胜，非以其哲学也，以其物质也。物质大盛者强，物质不讲者弱，故我国之专门工学尤要矣”（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他的这些看法正像今人所说：“任何一个文化，只要得到科学思想与技术的要领，都可以有所贡献于现代化。”（注：殷海光：《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转引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页。）康有为提出的物质救国思想，超越了现代化就是西化的模式，可以说是对同时代人思想的超越。
    康有为还较早地意识到当今国际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10年前（1895年），康有为还认为世界竞争之势，“必以商立国”。这时他提出当今世界的竞争是国力的竞争。他说：“势者，力也；力者，物质之为多。故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物质文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则国力强盛。反之，削弱危殆。他说“无物质学”的一些国家正逐渐削弱，而美国“以言工艺，则华忒之后，机汽（器）日新，汽舟、铁路之交通，电光化重之日出……盖突出大地万国数千年之所无，而驾而上之”。可见康有为所说的“力”、“竞新”、“物质学者”是指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
    康有为提出“物质救国”，我们不能看成是反对革命。他是想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来促进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它是康有为救国思想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维新变法时，康有为的思路是“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这种策略包含着极大的风险。这种变革要依赖于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强劲的现代化推动力量。但这些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是不具备的。康有为在欧美的考察，使他认识到近代社会发展变革最根本的推动力是科学技术，“今为物质之世界，精于物质者强。电尤物质之至精新者，精于电者尤强”。谁走在科学技术的最先列，谁就最强。他说：“我国人今之败于欧人者，在此一二百年间，而所最大败远不如之者，即在一二百年间新发明之工艺兵炮也。凡欧人于百年来所以横绝大地者，虽其政律学论之有助，而实旨借工艺兵炮以致之也。”他改变了从难以模仿的西方政教风俗入手，学习西方的方案，而直接走容易模仿，马上致用的发展生产力，引进科学技术这条路。他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1）中国数千年之文明，重道德哲学，物质最缺。（2）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工艺兵炮，对中国救亡更有实际效果。康有为批评中国近数十年改革变法（也包括他领导的维新变法）皆误歧途，“分毫未得其实用”。（3）先进的物质文明，科学与技术具有普遍性，是国家强盛的共同特征。（4）科技可以致富，摆脱贫穷（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8页。）。如以此为导向，“则民得以自富，而国因以强焉”。
    如何发展“物质之学”，康有为认为中国急需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他说：“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而已。”（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4页。）“苟得工艺炮舰之一二，以存矣，可不忧亡之矣。”可见他是从“救亡”的角度，急学与生产活动有最密切关系的工程科学。为此，还要开办实业学。康有为所说的实业学，不是指变法时所说的声、光、电、数、化、力等基础科学，而是较强的实用性科学技术。
    康有为发展物质之学的途径也同政治体制改革有关。他主张，实行地方的公民自治，在稳定社会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这样，“上无损于君权，中有助于有司，下大纾民气”。他主张公民自治的目的，是发展“物质学”。因为“物质学者在理财，理财之本，又在官制，官制之本，在人民自治”（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0页。）。这种灵活的适合发展经济的政治体制，没有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土地为当地国民公有，财政由当地国民自出、自理，民有较多的自主权，有利于私有经济的发展。康有为称此为“今日救中国第一政”。康有为这一举措正是打破中国乡村社会封闭的宗法组织，走向近代市民社会的开始。其发展下去，正像他所说的“虽欲压抑之，犹绝江河之流而塞之也，必不成矣。”
    总之，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后的思考，是以既保持社会的稳定，又重社会实效为出发点。他已意识到，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并不是西方的枪炮兵舰，同时也不能把西方的政教风俗移入中国。真正能启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是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工业技能。这种工业化的经济变迁会使中国的社会逐渐改变。从这一点看，康有为似乎又回到了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器物阶段。然而他们之间却有根本的区别：其一，洋务派是盲目的不自觉的“东施效颦式”的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康有为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要把西方的工业技术学到手。其二，洋务派是顽固地坚持“中体西用”的模式，对近代工业文明采取割裂的态度，只要其“用”，不闻其“体”，只用其“器”，不取其“制”；康有为是在采其“体”与“制”失败后进行的反省，他并没有因为这一失败而否定西方文明的“体”与“制”，而是从实效来逐渐推行“体”与“制”的改革，如实行地方公民自治等。其三，洋务派学习西方，是采取“痒起急处抓”的急功近利的态度，他们之所以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是因为西方的“船坚炮利”对中国所造成的问题最急；康有为是在对世界形势充分了解，与中国政改失败后进行的通盘思考。一方面他认识到以“华忒既出机器后”的工业革命，是中国与世界巨大差距之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与欧美的国情及历史条件相距甚远，西方制度不论多么优良，也难为中国之模式。因此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是先借用先进的欧美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经验。
    中国近代化延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近代意识的国家政权，但近代意识的国家政权是历史的产物。梁启超曾对民国失败的现实这样总结；“政治的根本不在制度，而在社会。”他说：“人们常痛心恶政，多注意制度的改建或政府中的人物，殊不知制度与官吏之良否并不是政府的命脉。凡一国之政象则皆其国民思想品格的反影而已。政治发自政府，而官吏来自民间，恶劣的政府惟恶劣之人民乃能产生，善良的政府惟善良的人民乃能产生。”当时中国还不能提供一个这样的社会条件。在此情况下，康有为力图不搞空泛的争论，而谋求另一种可以马上致用，并非西化式的模式：通过物质救国，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从经济层面突破，逐渐走向现代化。
    肯定康有为的这一方案，无意否定孙中山的革命，因为无论改良还是革命，都是走以西方为模式的道路，这条路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康有为思想的意义恰恰在于较早地意识到西化是不可能的，较早地意识到科学技术与机器工业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较早地意识到工业革命开始的全球性大转变，是从经济层面突破。这个突破将会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中国必须加快这个步伐，不能迟疑、耽搁。
    当然，康有为的思想也有局限性。他对科学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他强调的是要学习实用科学与专门业学，也就是技术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而对基础理论科学并不重视。他是本着救急之实用的态度，从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着手。如果仅是这样，将最终会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