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够彻底
    五四运动期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手段是抵制日货。当时，全国很多地方抵制日货的做法是坚决的，见日货就禁、就烧，毫不留情。但也有地方并不坚决，主要是些商人，他们只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如山东济南是反日的高潮地区，但商会抵制日货的办法是：“凡各号现有之货，数目点清列簿，以售尽为止，不许再添，以示抵制”。天津某些商店也是如此，规定“凡我同业各号旧存日货，尽其所有，造具清册，卖出永不再买。已定之货，交涉日商，契约不为解除，交易暂为停止。一俟青岛、福州交涉解决，再继续交易”。这样抵制日货，显然是不够坚决彻底的。
    抵制日货是一种经济制裁手段，这种经济制裁只触及商业贸易，对日本在华经济的其他方面还没有触及。如日本在华开的工厂，就基本上没有给予打击，没有迫使其关门停业，没有把日本的资本赶出中国。以纱厂为例，日本在华的纱厂、纱绽数，自1918年至1924年仍持续增长。说明五四时期，经济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彻底”的。
    政治上、军事上，基本没有采取反日的坚决行动，更没有与日本断交。北洋政府对日本礼遇，老百姓无可奈何。北洋政府对日本在经济上、军事上有畏惧心理，学生、老百姓，也没有对付的良策。
    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驻华军舰纷纷驶泊天津、吴淞、青岛、山海关各埠，日本驻京陆军进行军事示威。驻京日军的一个排就持枪游行示威，至中南海总统府门前横行而过。中南海门前一般行人是不准通过的，日军的做法是违法的，但守卫总统府的中国陆军不仅不加阻止，反而向其行礼。日军的示威，中国政府没有反对，中国的民众也没有表示坚决的反对。一个参加过河南抵制日货斗争的学生回忆说：“一个作店主的表兄，曾警告我道：‘你们抵制日本货，惹恼了日本人，派兵打来，看你们怎么办？’自己心里虽不愿听这话，但瞠目结舌，莫知所对”。这里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很多学生及老百姓的心态。有这样心态的人，显然是不可能坚决彻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山东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热点之一。青岛、胶济铁路等直接关系山东人民的切身利益，且长期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掠夺。但这些冲突，基本上是非暴力的。如1919年7月1日，齐鲁大学学生王志谦在商埠纬五路调查粮食，被日人捕去。各界民众遂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省长等被迫与日方交涉，日方不得不将王志谦从日本宪兵营中放出。诸如此类的非暴力斗争，虽然有声势，也很激烈，但没有发展到坚决的暴力斗争、武装斗争。这样的反日显然是谈不上彻底的。中国彻底的反日，只有进行八年抗战，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彻底反帝”调子是后来拔高的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中国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总结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时，都谈到了五四运动反帝的不彻底。
    陈独秀1923年谈五四运动的缺点时指出：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状态。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次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张太雷1925年谈到五四运动时指出：“五四运动是纯粹排日的性质，而不是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所以反被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以进行他们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竞争。这是因为那时没有国民革命的党去领导这运动，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发展民族运动，而反被某个帝国主义所利用。”
    陈独秀、张太雷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而以后，由于将五四运动作为新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才把它越拔越高，以致以定下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调子。这种拔高，在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都是牵强附会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