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其它不法行径。除上面所述之外，教士教民还有一些不法行径。1848年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等人在江苏青浦散发“善书”，水手争相索要，雒魏林竟挥舞手杖，将一名中国水手的脸打伤，众怒，纷纷向教士投掷石子，致使这三个教士“受有轻伤”（注：《清实录》（宣宗）；《英国蓝皮书》第49、56、66号。），中英遂起交涉。1856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勾结官府，包庇无赖教徒，为恶一方。1856年2月29日，新任西林知县张鸣凤将马赖和26个不法教徒逮捕归案，判除马赖等人死刑，其余论罪有差。法国借此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注：《清末教案》第一册（台湾）；《四国新档》（法国）。）。1860年12月，直隶宝坻教民孙春圃、薄进功抗粮，并诬控官长，地方官按律将其充军，法国公使出面求情，清政府被迫将这两名教民释放（注：《教务教案档》第一辑。）。此外，还有三起类似案件，不再一一介绍。
    如所周知，在基督教教义中充斥着“爱人如已”，宽恕忍耐的说教，它要求信徒“追求公义”、“爱心”（注：《新约全书·提摩太全书》。），“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注：《旧约全书·出埃及记》。），还要求信徒“爱你们的仇敌”，怎样爱仇敌呢？具体来讲就是要做到“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给他走二里”，只有这样，神才“喜爱”（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彼得前书》。）。按理说，教士教民作为基督的信徒，基督教的代表，理应恪守上述信条，多行善事，宽恕忍耐、犯而不校。如果真能这样，教案完全可以避免。但事实是，确有少数教士教民完全背离基督教义，横行不法，败坏了基督教的形象，立刻引起中国官绅民的反对。可见，少数教士教民的不法行径是近代早期教案的直接原因。
    （三）国人对基督教的疑惧。笔者认为，把近代早期教案的起因归之于“中西文化冲突”是不够确切的，这是因为，基督教只是西方文化的一小部分，不能代表整个西方文化，国人反教的文化原因是由于他们对基督教不了解，怀疑猜测和畏惧所致，并非真正冲突。
    在近代早期，由于清廷实行限教政策，来华教士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除五口外，基本上都在教民中间活动，一般人对基督教并不了解，于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固有观念，对基督教作了种种猜测：
    首先，国人怀疑基督教的传播将动摇儒学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从西汉以来，这种观念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根深蒂固，而基督教宣称只有上帝（天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异端说教遭到中国官绅的反对，他们指责“法人崇天主之教，弃孔氏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也。但知有天，无所谓父也。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农不能纳赋而师贾氏官田之法，而谓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运而取息，而借王氏贷民之说，而谓货皆天主之货。……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尧舜以来之奇变。我仲尼之所痛哭于九原者也。”（注：曾国藩：《孙子九地问对前记》。）其实这种指责多系猜疑，因基督教义是复杂的，除与儒家思想相抵触外，还有许多内容与之相同或相近。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注：《新约全书·罗马书·彼得前书》。），“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注：《新约全书·罗马书·彼得前书》。）“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注：《旧约全书·出埃及记·以赛亚书·箴言·民数记》。）基督教的上述说教，与儒家思想的三纲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无“夫为妻纲”罢了。至于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在《圣经》中则有更多相似的内容，如“爱人如己”、“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利，摆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注：《旧约全书·出埃及记·以赛亚书·箴言·民数记》。），“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注：《旧约全书·出埃及记·以赛亚书·箴言·民数记》。）“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注：《旧约全书·出埃及记·以赛亚书·箴言·民数记》。）等等。从上述比较中可以发现，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虽有差异，亦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内容，并非势如水火，尖锐对立。由于国人对基督教的不了解，导致对其疑惧和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