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促进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增强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我们分析西方文官制度的历史作用时，必须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整体角度去分析和把握。文官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的过程中，文官制度也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反过来，文官制度的成熟与完善无疑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成熟与完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后，逐步建立起适合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崭新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正如列宁所说：“民主共和国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可靠十分巩固地确立自己的权力。”民主代议制的基础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参政以及在统治阶级允许范围内实行的人民民主参政。这种通过政治上的自由竞争达到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协调一致的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民主代议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是选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的基础。代议制顾名思义就是人民有权选举出符合并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来参与国家的政治管理及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现代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选举权的不断扩大，选举资格限制的逐步放宽，都体现了在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人民民主权利的发展。
    其二是在政权组织结构建设方面提出以“三权分立、分权制衡”为指导原则。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家们针对封建专制统治，提出了反对权力集中、反对暴政的三权分立理论，其意义在于三个不同部分掌三种权力，既可以防止权力的过份集中，出现专制现象；又可以作为一种宪法保障，保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防止任何部门和个人凌驾于宪法之上，破坏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三权分立的权力部门中，以行政部门的地位较为特殊，它是执行日常国家事务管理职能的重要部门，是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有力工具。行政部门的权力至尊，任务繁重，责任重大，这就要求行政部门应有较高的政策水平、稳定的管理体制、较高的行政效率，以保证行政工作的稳定、连续和高效。进而对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行政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其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统治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代，这种趋势愈加明显。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代议制度也表现出某些类似的特点，即政治的统治权与管理权相分离。这种分离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种分离表现为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依托的政治家集团的出现。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步的，而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却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资产阶级政党的壮大与成熟，资产阶级内部各种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就表现为不同政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实现则建立在资产阶级内部各种利益的协调基础之上。在政治斗争中，则表现为代表不同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争、选举等民主形式而使其代表人物轮流上台执政，这就出现了一个专职的政治家集团。他们以政治活动为己任，代表资产阶级某一集团的利益参与对国家政治及其他社会义务的管理。其次，这种分离还表现在政府文官阶层的出现及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达，国家机关管理职能的不断复杂化、专业化，一个履行国家政治及其他社会事务管理工作的专职集团--文官阶层产生了。这个阶层的出现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成为可能，而由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这种分离最终得以实现。这正是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又一历史作用。
    1.文官制度的建立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代议制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对国家的各种行政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同时，作为在工业革命中崛起的新的力量，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的政党制度在斗争中进一步完善，以工业资产阶级为主的新政党逐渐兴起和发展。这时的政治斗争已不再包含彻底反对封建残余，全面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容，而转向如何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如何加强资产阶级的整个阶级统治的问题。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代表不同集团的经济利益，在政治舞台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然而，资产阶级始终未能解决如何把这种政治上的激烈斗争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的问题。正是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封建时代的官职恩赐制度被彻底推翻，建立了新型的官吏制度。这种制度大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在政党政治未正式确立之前，实行的是保留着浓厚封建色彩的个人赡徇制度，即由选举产生的掌权者根据个人的好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来任用官员。例如：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完全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之后到1727年取消国王主持内阁会议的资格时止，基本上采取了这种制度；美国从建国之初一直到1828年两党制正式形成之前，也采用此种制度。在政党政治完全确立以后，各国普遍实行了所谓“政党分赃”制度。美国则是实行这种制度的典型国家。1829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上台后，宣扬三种理论，即官职轮换说、平民政治说、赃物属于胜利者说。他强调担任公职是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公务是每一普通公民都能胜任的工作；强调竞选中获胜者理所应当地取得职位。虽然这些理论开始是针对美国建国初期的那种贵族式的绅士政府而言的，但此后这种政党分赃制却愈演愈烈，导政一系列问题的产生。首先，政党分脏制度的核心是以政党应当担负政治责任为由，大肆使用本党派人士担任公职。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摒弃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瞻徇制度，而改为政党意识为标准，但最终仍不符合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整个阶级的统治，而非一派统治的原则。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比各党的激烈斗争以争取满足自己独特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其次，每次随选举而共进退，致使大批官吏发生大换班。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职8年，把联邦一级官员几乎换掉了五分之一。此后，政党分赃制愈演愈烈。 这种大换班式的动荡，一方面使得行政管理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使得撤下来的官员谋职困难，在职官员则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何时下台。这种现象造成政局不稳定。再次，尽管政党分赃制度的任职标准是建立在党派意识的基础之上，仍免不了任用一些亲信，且不能够注意被任用人员的能力。这样，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管理人才往往由于党派不同而不能服务于社会，因而行政效率低下。最后，政党分赃制产生的官员，认为作为战利品的权力到手，不用更待何时。加之不知何时将随选举失败而失去职务，因而文官阶层中贪污腐化现象严重。例如：美国格兰特总统执政时期，纽约市的一名由总统任命的官员竟然滥用公款5000万到1亿美元。 英国的沃波尔首相甚至令其子在政府挂名，用公款在巴黎过着享乐的生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贪污腐化现象并非完全是文官的个人行为，而有其制度方面深层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