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伯纳德·贝林在该协会第96届年会上发表了他的离职讲演，他把当代史学归纳为三种总的发展趋势，“第一，把潜在的事件同明显的事件融合起来；第二，对作为外围和核心而组成的大规模领域和系统进行描述；第三，对人的内在思想状态及其同客观条件和外界事件的关系进行叙述。”他在作出这样的三个归纳的时候，心情是既复杂又怀疑的，因为他一方面看到历史领域由于这些新的发展变得广泛而有趣，另一方面历史的研究却又变得漫无边际，不易驾驭，因此有茫茫然的感叹。居高临下地去看那些历史学家的新工作，他不能不深深感到社会历史学是怎样与传统历史学不同，因为在他领导的历史协会的旗帜下，有很多人是在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种族冲突、社会分层、性行为、丧葬习俗、男巫女巫、妖术法术、精神状态、各种思想意识、以及对出生、生活、劳动、年龄、死亡和阴曹生活态度等等。贝林的感叹是：只有大智若愚的浮士德式的人，才能指望与这些急剧增加的文献齐头并进①。
    贝林的感叹和不安，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代社会史的研究状况所发的议论。确切地说，是起于社会史的研究中在那刚刚抬头的一种“偏离航道”无中心倾向。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我们已能初步看出现代西方社会史学的新的发展趋势——大综合倾向。这种倾向，起于70年代，在80年代初成气候，但已被贝林这样的敏感的学者所注意而且为之激动不安，在90年代它已成为普遍。
    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代西方社会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理想时期（1940—1960）、争论时期（1961—1975）和综合时期（1975—1992）三个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中，都碰到过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解决得较好，有的没能很好加以解决。本文拟就西方社会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理想时期：社会历史学的兴起阶段
    社会历史学的兴起，是起于一种拓宽史学研究面的理想。一是对普通人生活历史的日渐重视。人们认识到，不是每天都发生大的事件，而平常百姓的生活，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另一个理由其实也与此有关，那是人们开始对事件和结构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事件能够引起结构的变化，但历史并不就是事件史。结构的变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涉及到对社会背景、传统习俗的调查。这样，社会史的研究就日渐重要，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社会史学刚兴起的时候，历史学者是主要的研究者，研究政治史的学者们现在要开始研究整个社会，他们就把政治史当作一种基础，在这基础上进行延伸和扩张。1944年英国历史学家杜维廉说社会史就是“研究除政治史以外的其它历史”。这句话现在虽然常常被人引用，但其理想和英雄色彩，远甚于一个严格的科学定义。他的著作《英国社会历史》，也谈不上是部力作。真正具有开拓意义倒是年鉴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所著的《封建社会》，那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作品。封建主义原指政治或法律的形态如私人掌握政府职能、掌握军队和分散割据等，布洛赫把这个研究范围扩大了，他要寻找这种状况的经济、社会原因。他发现政治形态的变化不仅与城市兴衰、商业贸易成败连在一起，也同社会阶层的变动有关。这样，封建主义就不仅是一种政治形态，还是一种社会类型。布洛赫还运用了定义调查模型，他从“封建主义”这个定义模型来进行证实证伪，这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原型很有相通之处。布洛赫的著作后人视之为“总体的历史学”的一个实例，基本精神是历史博大精深、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其中互相作用，呈现出一种既互相影响又相对独立的松散的结构，吸引人们对其进行理解和开拓。
    研究范围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对普通人研究的重视。普通人就是穷人，就是没有特权的人们。研究一般的小人物史料比较难找，所以没有见到什么有份量的描写个别普通人的传记史学。我们所见到是是对普通人群体的研究。研究穷人的运动（社会运动）农民起义也不普遍，如从1933年到1968年，说英语的世界中没有出现过一本研究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社会史学主要研究的是和平时期普通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研究普通人的革命。研究普通的平民百姓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进步，然而困难不小，况且广大的读者也并不喜欢读这样的著作，他们已经习惯于阅读那些描写伟大人物或伟大历史事件的著作，并用常常为那些史实不确切、但却充满英雄主义的历史描述所激动。
    那些学识渊博但知识分子气质极重的学者们很快就把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弄复杂了。一些学者发现语言的研究是生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的研究又带动了对语言区域、民族区域社会状况的研究，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史学同地理文化学、人类学相结合的趋势。区域史、民族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很广，当然不仅局限于研究普通人，还研究富人、研究风俗和社会习惯。对医院、学校、贫穷、疾病、童工使用等的调查也在进行着，不过没有出现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杰作。生活史是一种范围很广泛的研究，它概念模糊，界限并不明确。
    很有争议是经济史的研究。经济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在学术界，却习惯于把社会研究和经济研究看成是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经济史并不包括在社会史的范围之内，这从年鉴派杂志的名称中可以看出，它被称之为《年鉴：社会、经济和文明》。当然这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在德国，那是一向注重社会和经济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强调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不主张把经济的研究和社会的研究截然分开。另外，有些历史学家虽然也研究经济史，但研究的领域要比经济史宽，他们称自己是社会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