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社会作为主题,以此来进行综合是大综合趋势的另一个方面,如强调研究一些人类普通存在着的问题。一个重点是考虑人的性别、年龄、种族及人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又被引入对社会结构的解释。例如,社会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它告诉人们每个人以什么样的身份介入社会;如作为一个母亲、大学教授、共和国公民或一个正在服刑的囚犯。一个人在现代的社会里可以有不只一个身份。例如,一个女教授的社会身份可以又是教授又是妻子;一个青年人可以是一个大学里的学生,又是一个夜间工作的工人;他在家里还可能是一个哥哥、弟弟、恋人或丈夫。不过,人们也认识到,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里,人的社会身份比较单一,如在封建社会里,一个贵族不可能去作一个工人,一个农奴也不能去当行政官。一个妇女也许只能当妻子,而不能兼做科学家,人的社会身份的多元化,反映了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化,反映了社会流动的加剧,也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 在妇女史的研究中,把男女之间看作完全对立以及性别阶级论等过激看法正在得到修正。妇女史的专家们日趋客观,认识到不能离开男性来研究妇女史。男主外女主内的看法,把家庭与社会截然分开的作法也是不正确的,有的提出公共的圈子和私人的圈子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两者相通的关系⑤。有人还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看待男性的权力问题。性别的研究要同对社会对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作到客观。在方法论上,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妇女学家比以往更加注重互相宽容,出现新的合作的趋势。 在方法论上,70年代的从一个角度对一个问题定论的作法得到纠正。70年代时期,人们习惯于用一个因素解释历史。如研究一场革命,经济学家会从经济角度找出一种解释,说明革命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人口学家也强调革命的起因是人口问题,政治学家强调是政治原因,社会学家、城市研究学者、思想史学者都用自己的研究来为革命找到一种解释。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学者们走向多种因素综合说,如德国历史学家布利克的《1525年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的新观念》一书,就反映出这种倾向。他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中,提出“农业社会秩序”这一系统论的结构概念,可以说是方法论上的大综合趋势的一种反映⑥。 从西方社会历史学和发展道路来看,第一,社会史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社会发展、革命、社会结构、家庭、妇女、人口、婚姻、宗教、城市、农民、人民生活、风俗习惯、医学卫生发展等方面,这些研究已被正规的历史教科书视为必须写入教材的社会史的内容。在这个范围以外的许多其它的研究,如对于巫术、丧葬制度的研究,没有被引入教材,它们是否也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尚处于争论之中。第二,社会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虽然有些深入,但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例如纵向和横向的问题、经济、社会、政治、人类生理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还有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和政治学之间的结合问题,现在虽然在一种大综合的趋势下表面上结合调和了,但这种结合其实还是很生硬的,有的是牺牲原则的。第三,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大综合的趋势,把研究重心放到了研究社会关系中的统一的一面,并出现了淡化阶级观念和经济作用的倾向,这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惕。对非阶级关系的研究,是不能与对阶级的研究混为一谈的,也不能以一种关系取代另一种关系。如何处理上述这些问题,主要是如何找出各种因素和关系之间的碰接点,这是近阶段社会史研究中的难点和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参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86页。 ②参阅Michael S. Bassis, ed., Sociology, New York, 1988,p. 168. ③参见E. J. Hobsbawm,“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in Felix Gilbert, ed., Historical Studies To day, New York, 1972, pp. 1—26. ④参见Peter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idern Europe, New york, 1978. ⑤参见Dena Goodman,“Public Sphere and Private Life: Toward a Synthesis of Current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es to the Old Regime,”in History and Theory, No.1,1992. ⑥参见Peter Blickle, The Revolution of 1525: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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