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的研究是探讨社会集合心理。社会心理一词通常用“Mentalities ”来表达，可译为时代精神、社会思潮或社会集合心理，指一定时期内由思想家所提倡的，社会大多数人所遵行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这种社会心理起源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制约着人的行为，并且决定时代的风尚、个人的观念和想法。社会心理历史学首先研究的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一般心理，如研究“中世纪的观念”，“十二世纪的观念”等。法国年鉴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奠基人。他在1942年出版的《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是社会历史心理学的一部经典著作。全书争论的是一个在16世纪人们是否已经不信教的问题。1922年研究拉伯雷问题的法国著名学者阿伯尔·里弗兰克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拉伯雷的论著是尖锐地反对基督教的。费弗尔不同意这种观点，于是着手研究16世纪法国人的信仰和社会集合心理。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拉伯雷研究者不同，费弗尔不完全从拉伯雷的书中去探讨拉伯雷的思想，而是首先考察拉伯雷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如16世纪的宗教对公共活动和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哲学、科学和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对宗教的冲击，等等。通过考察，费弗尔认为，在一个由教堂的钟声迎接婴儿出生，又由同样的钟声祈送死者的进代里，宗教和宗教典礼影响着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出生、成人、结婚、入教、死亡、人际交往，无一不与宗教有密切关系。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中，16世纪人们的心态，是不可能不信基督教的。
    从社会历史学的兴起阶段看，似乎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是社会史学的概念十分模糊，而且在学术界没有什么统一的认识。西方社会史学的实际创始人如马克．布洛克、费弗尔等，只承认自己是历史学家，并没有称自己为社会历史学家。一些研究经济史的人如比让（Pirenne）等人，也只认为自己是经济史学家， 不觉得自己是社会史学家。一些研究社会形态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者，习惯上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也认为社会史学的称谓意义不很明确。所以，在社会史的兴起阶段，社会史只是一个很空很大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是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关系。当时的经济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社会史当作一种纵向研究的学科，主要是研究社会形态的发展或经济类型的演化，时间跨度一般都比较大。对于怎样进行一个社会的横向研究，人们考虑得并不充分。法国年鉴派的学者是主张横向研究社会史学的，可是他们的方向并不明确。由于经济史和文明史实际上是同社会史分而治之的，所以经济史和文明史，还有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都很独立，它们可以舍弃社会史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如经济史、思想史等。但是，纯粹的“社会史”在实际上又不存在，因为如果讲社会史，完全不讲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思想，又实在是无法成立。社会史夹在经济史和思想史中间，处处感到束手束脚。
    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社会功能说和经济因素决定说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社会学家如韦伯等人把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精神因素等看成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其中一种因素可以影响另一种因素，同时也为它种因素所影响。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因素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不过，在社会学兴起阶段，这种不同观点的争论并不激烈，人们把它看作是方法论的差别，不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
    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是，这时的社会历史学处在方兴未艾阶段，人们对社会历史学抱有无限希望和美好憧憬。社会史的研究角度深具吸引力，它向历史学家呈出了一片处女地。生活史、心态史、语言学等对研究者是很新奇的课题，而且是一批资格深学者所大力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经济史学家虽然不尽赞同社会功能说，但对致力于研究社会与经济、研究普通人的历史的尝试，是持赞成态度的；年鉴派强调扩大研究面，提倡“总体历史学”，自然也是社会史学的赞同者；语言学家、社会学家认为这是个吸引人的做法，他们努力在社会历史学上打上自己专业的烙印。可以说，这时的人们都为一种理想鼓舞着，兴奋着，他们求大同，存小异，同心合力筹建社会历史学，这为社会历史学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争论：社会历史学进入发展阶段
    从本世纪60年代起，社会历史学和社会学进行了密切的交叉，历史社会学的含义起了变化：它不仅在研究对象方面与传统历史学不同，更主要的是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明显打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烙印。社会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对人口、都市化和现代化、社会冲突、家庭、妇女地位、婚姻制度、劳动状况、城乡区别、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宗教、社团等的探讨。社会史学与社会学不同之处，主要是历史社会学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学问题，而社会学研究当今的社会学问题。
    这种社会学对历史学的“侵入”，引起史学界很大的震动。历史学家没有受过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计量统计等方面的训练，他们对这些学科进入历史研究的领域抱着非常反感和十分不欢迎的态度。比较棘手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理论上的争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带来了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然后套用这些模式来解释历史。西方的历史学家习惯于就事论事地分析历史问题，他们觉得这些社会学家的理论模式过于抽象、缺乏历史感和时间感。
    社会学家常用的社会功能理论显然与历史学家的政治、经济分析解释方法存在冲突。功能理论强调社会各个组织、制度的和谐合作，视社会为一整体，其中各种制度如家庭、宗教、政治、教育等有如人体的各个器官，都各自具有特定的功能，为社会所必须。它们之间的互相和谐，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种功能——结构理论很关心社会的机制平衡，以防止社会机制的紊乱为研究的一大目的。它认为社会的各种结构和制度之间必须保持结构上的平衡，例如，家庭的结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经济，同样，如果经济制度存在问题，也会反过来影响家庭。结构平衡说把社会之间各种制度都看作一样重要，否认某些制度会决定另外一些制度。功能理论还制订出一套社会制度运行是否正常的测试方法，根据这些方法可以观测社会制度的运行情况，以防止社会功能的紊乱。历史学家很怀疑这种理论能够解释历史，因为在传统的历史工作者看来，国家机器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经济因素更是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另外，历史学家感到功能说是一种结果论，主要是从各个制度运行后造成的后果来测试社会功能的，没有明显结果时，就不能测试。因此它似乎无法说明一个社会的运行情况，它有点机械，对每个具体事务一步一步的发展变化，没有能够作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