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进入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进一步高涨。黑人“革命的力量和动力不是来自深刻的失望，而是来自萌发的希望和部分得到满足的期望”（11）。马丁·路德·金领导南部各州黑人采取抵制、静坐、游行、运动和进军等多种非暴力抗议形式和手段，冲垮了许多种族隔离藩篱，并把斗争逐渐由南方推向北方。这些令人瞩目的斗争成果，迫使政府对种族权利问题进行干预，推动国会通过了若干关于黑人民权的重要立法。其中1964年的民权法规定，禁止在使用中央与地方经费方面和公共设施场所实行种族歧视，同时设立就业机会均等机构，以协助解决黑人就业困难问题。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为在法律上清除黑人行使选举权的障碍提供了保障。随着黑人许多基本权利得到法律的确认，金牧师的声望和地位跃居所有黑人领袖之上。
    非暴力直接行动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史上所取得的阶段性成就，既是国际国内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金牧师及广大黑人群众勇敢奋斗的结果。
    在国际上，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把加速解决人权和民族自决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从60年代起，非洲一系列国家获得了独立，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黑人的发祥地--非洲站起来了，极大地鼓舞了美国黑人及其领导人的斗志。金牧师明确表达了加快民权运动进程的决心，他说：“亚非拉国家以喷气飞机的速度取得了独立，而美国黑人仅取得在餐馆喝一杯咖啡的权利”（12），太缓慢了！黑人要抓住时机，“利用一切已有的群众运动形式，并且创造新的形式，决心不让敌人休息，这是打开走向自由之门的社会杠杆”（13）。另外，非洲的民族独立，大多数是采取和平斗争形式取得的，即通过宪法改革和议会选举等非暴力方式，建立起民族国家新政权。这又为金牧师推行非暴力斗争提供了充足证据，使其振振有词，信心百倍，强调只要遵循仁爱原则，就能达到以爱克敌制胜的目的。
    在国内，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越南战争，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政权中专政职能不断扩大，镇压手段相当残酷，黑人不具备使用暴力手段解决种族压迫的力量和条件。况且，当时黑人运动依然停留在所谓“渐进主义”和法院诉讼的水平上，不存在进行暴力革命的形势和基础。
    再从国家制度、民族传统和公民观念来看，也都具有适合非暴力斗争的因素、土壤和心态。首先，美国自开国以来，一贯标榜自己为“民主自由和酷爱和平”的国度，联邦宪法也载明，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是天赋人权；在世界各地，美国以民主自由的领导者自居，大唱民主和平的高调。金牧师抓住这些把柄进行非暴力斗争，有理有据，为黑人民权运动争取了主动权。其次，美国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国内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国家发展主要赖于社会制度和权力结构的自我调整与人民的辛勤劳动，一般公民对以暴力引起秩序混乱的行为非常反感。在“寨尔马进军”结束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只有7％的人支持暴力派别，“而40％的人却支持金博士的观点”（14）。这充分说明了金牧师的非暴力理论和行动获得了多数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而白人种族主义者动用暴力镇压黑人运动也会越来越孤立。第三，美国的种族歧视观念和种族隔离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北美大陆中部土地上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已深深凝固于人们的意识、观念和伦理道德之中。对于这个社会毒瘤，决非通过缺乏科学纲领和斗争策略的几次暴力冲击就能够彻底根除的。对此，金牧师以主动突击取代消极等待，用传播社会福音，展开攻心战，唤起占人口9／10的白人的良知，得到部分白人的支持， 扩大了黑人斗争的社会基础和力量，不断向既定目标迈进，这就比采用暴力手段付出的代价要小，取得的成果也较稳固。实践证明，非暴力直接行动是当时黑人争取民权的相对合理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牧师在黑人民权运动中的个人作用是非暴力直接行动成败的关键。他虽然是个牧师，但却不满足于仅扮演一个单纯的福音布道者的角色。他自肩负起解救黑人于水火之中的使命后，就亲自领导多次大规模黑人民权运动。每逢危险场面，他都挺身而出，置个人安危于脑后，一生三次被捕，三次遇刺，经历了被殴打、监禁、暗杀等一系列迫害，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并实践了他的人生哲学--“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发现他将要为之而死的东西，他就不配活着。”（15）金牧师的卓越演说才能，对引起新闻媒介和公众舆论重视与同情种族压迫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63年黑人群众“向华盛顿进军”时，他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中，“有效地利用白人日益增长的负罪感”（16），效果达到了高峰，使“大多数黑人至今仍然认为马丁·路德·金是他们在本世纪最有影响的领袖”（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