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金牧师的非暴力斗争只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不停顿的斗争，不断地向统治者增加压力，来实现黑人的政治要求。而统治集团为了减轻国际社会抨击美国种族歧视的外部压力，为了遏制、孤立和打击主张运用暴力解放黑人的派别，并逐渐意识到“非暴力的示威只表现为对不公正的习惯提出一种道义上的挑战，它不会构成对旧的权力分配的一种威胁”（18）后，便决定对金牧师采取容忍、笼络和赏识的政策。其具体表现是：1960年金被亚特兰大司法部门逮捕入狱，肯尼迪总统亲自把他保释出来；1963年“华盛顿进军”结束后，肯尼迪接见金牧师等10个黑人组织的代表，明示政府愿意考虑黑人的要求；1964年金在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回到纽约时，受到8千人的热烈欢迎， 随后在华盛顿和亚特兰大接连举行招待会和“金博士宴会”，出席宴会的近两千名黑人和白人齐声高唱“我们一定要胜利”的歌曲。凡此种种，给人们的印象是对立双方携手走向趋同，淡化了黑人的斗争气氛，抑制了民权运动的发展与深化。结果，民权法仅发挥了在法律上结束种族隔离的作用，而事实上的隔离并没有随即消除，广大黑人依然受着更换了形式的歧视与压迫。
    金牧师在6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黑人贫困在日益加剧，更没有提出解决黑人经济困状的纲领。这是因为金牧师一直在黑人社会上层活动，过着温饱有余的生活，其感性反映的首要信号是黑人政治上深受歧视，集中愤恨表面的、具体的歧视和迫害黑人的各种罪行，而对造成黑人一幕幕悲剧的深层原因，即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系缺乏深入探讨。在这个问题上，他远不如黑人著名学者杜波依斯。杜说：“黑人要彻底解放，必须发展黑人社会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实力。”（19）也就是说，只有使黑人低下的经济地位得到改变，才能确保其政治地位的提高。当民权运动在南方不断取得成果时，在北方城市黑人聚居区的黑人生活极为困苦，黑人家庭的中等收入仅仅是白人收入的58％（20），前者失业率为后者失业率的两倍多。这样，从60年代中期起，金牧师及其非暴力理论不断受到挑战。金到纽约黑人区讲话时，嘘声和臭鸡蛋时而奔向自己；1966年芝加哥的贫苦黑人直截了当地告诉金：“不要对我们唱非暴力的歌，也不要唱进步的歌，因为非暴力和进步只属于中产阶级的黑人和白人，我们对你不感兴趣。”（21）金牧师以冷静的头脑经过痛苦的反省之后，“感到必须抨击经济问题，因为对经济上受奴役的人们来说，政治权利是没有意义的。”（22）不过，他仍然坚持把黑人的经济斗争控制在非暴力的限度之内，因为这是他终生不渝的章法。为此，他“在1967年末着手筹划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贫民运动。这次运动并不针对民权，而是要求有工作和住房。”（23）金认为，1968年孟菲斯的黑人清洁工为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对改善黑人经济状况有普遍意义，因而欣然答应罢工者的邀请，去孟菲斯领导这场罢工。不幸的是，金牧师就在孟菲斯遭暗杀身亡。他的经济斗争计划即而终止，黑人的贫困依旧存在。
    60年代的金牧师，其声誉之大，威望之高，是其他任何一位黑人领导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他突然死于非命，便出现“权力真空”，没有人能够接过非暴力斗争大旗推动民权运动向纵深发展。如在1984年和1988年两次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的黑人杰西·杰克逊，当年曾是金牧师的忠实信徒和得力助手。他在芝加哥担任黑人牧师期间，为争取黑人平等权利进行过不懈的斗争，在黑人中间有较高的威信，即使这样的人物，当时也没有能力推进民权运动。与此同时，美国统治阶级注重利用非暴力斗争的固有局限，并抓住金牧师去世削弱了非暴力派领导力量的时机，加紧推行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以分化瓦解黑人运动。结果，黑人运动在70年代失去了势头，进入低潮，以致到80年代形成了威胁黑人命运的几方面大害，即黑人的教育程度不断下降，失业率日趋上升，贫困率居高不下，吸毒贩毒泛滥成灾，黑人男子陷于危境，健康水平每况愈下，单亲家庭日益增多，等等。进入90年代，“美国的一些城市在重新施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黑人中被谋害的人数比白人多6倍，黑人家庭的平均财产净值仅为白人家庭的20％，黑人的贫困率为白人的3倍。”（24）这些存在于经济领域内的白人同黑人的明显不平等，就是美国种族歧视问题最终没有彻底解决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