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因为战争而受伤或其他原因，可以“罢癃”待之，“事如睆老”，而“非从军战痍也，作县官四更”，就要服践更四次。这说明法律对不合条件的罢癃之人是有照顾的。张中秋也认为，汉人服役的年龄，依据古制，成年往往是服役的开始，成年的法定程序是“傅”，“傅”者成年登记也（张中秋，1994）。汉初承秦制，规定男子年二十三始傅，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为服役的年龄。景帝时傅的年龄从二十三降到二十，罢癃者也可免去服役。因此政府对“罢癃”者或免除更赋或部分征收之，这样理解更合乎历史事实。
    更赋作为一种固定而经常的税收，大概始于汉武帝时期。除上述分析而外，《汉书》卷五八《卜式传》中有汉武帝“乃赐式外繇四百人”（第2625页）的记载，这也可以证明这一立论。同书注引苏林曰：“外繇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式岁得十二万钱也。一说，在繇役之外得复除四百人也。”（第2626页）根据苏林的注解，赐外四繇百人，就是赐给四百人的过更钱，每人三百，共十二万钱。我们认为苏林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因此，它就充分说明在汉武帝时已普遍实行征收更赋了。由此可见，更赋由代役钱而成为国家的正式税收项目之一，当开始于汉武帝时期。而胡大贵认为：“更赋的征收可能是从文帝十三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是义务戍边，一岁一更。”（胡大贵，1995）此观点恐误。《汉书》卷三五《吴王刘濞传》注引服虔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欲得民心，为卒者顾其庸，随时月与平贾也。”（第1905页）这里平贾就是说的代役钱，即由国王给服役者发的代役钱，而不是国家向农民征收代役之赋税。但是从这也可以说明用钱代役的方式，早已在社会上流行了。这种以钱代役的制度，对农民来说，当然要方便一些，它不至于影响农业生产。
    从汉武帝以后，终西汉之世，更赋是一直存在的。而东汉继承了西汉的这种方式，与田租、口赋等一样，是国家的正式税收项目。东汉史书中多次出现有关更赋的记载，如：
    《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三月庚寅，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第178页）
    《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秋七月甲寅，诏复象林县更赋、田租、刍槁二岁。（第190页）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乙卯，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算。（第221页）
    《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癸丑，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第269页）
    其他各帝纪中，记载更赋的还多，不在此一一列举。由此可见，更赋在西汉初期是处在形成过程之中，到西汉中期，乃成定制，东汉乃继西汉之成法，所以屡见不鲜。
    汉代赋税的征收办法，多承秦制，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在征收机构、征收权限上都有变通。汉代政府重视赋税征收管理工作，这样不但可以保证国家财源的稳定，而且为财政支出的顺利执行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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