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作为中国的一个著名港口城市，其声名早在数百年前就享誉西方世界，并在近代 形成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商帮——宁波帮；而宁波帮的形成和发展与西 方开埠宁波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西方开埠宁波的历史回顾
    在西方通往东方的航路上，西方商人早就注目宁波，并为宁波开埠作了一、二个世纪 的努力。这种努力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宁波在国际商贸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为日后宁波 人走向世界、宁波商帮的形成铺垫了道路。
    最早来到东方，同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时间是在1511年（明正德六 年）。其后是西班牙和早期的英国。在葡萄牙和早期英国贸易的商馆历史中，“宁波曾 被寄以很大的希望”。[1]（p.405）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力图开辟厦门和宁波的贸易” 。[1]（p.76）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开埠宁波，曾派船一艘前往， 并且以101300镑作为一个“投资”，但这次开埠的试探失败了，因为加征的额外勒索比 在广州更繁重。[1]（p.59）浙海关设立后，大批西方商船来到宁波，仅1710年（清康熙四 十九年）来定海、宁波的英国商船即达110多艘。[2]（p.479）但不久清政府就实行严格的 闭关政策，将中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口。尽管如此，外商开埠宁波的努力并未停止。17 55年（乾隆二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喀喇生和洪仁辉亲赴宁波，试图重开贸易， 但未有结果。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再次派遣洪仁辉前往宁波，企图 说服浙江巡抚和宁波知府同意英商来宁波贸易，这一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宁波之行失败 后，洪仁辉又只身前往天津，直接上书中国乾隆皇帝，重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开埠宁波 的要求。洪氏回到广州后，结果遭到两广总督的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18世纪末，英国因开展工业革命，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由于东印度公司的锐意经营 ，英国对东南亚和中国的贸易超过了葡萄牙和荷兰而跃居第一位。但在英国看来，中国 的闭关政策仍严重束缚英国对华贸易，因此迫切需要打破这一局面。东印度公司开埠宁 波一再受挫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女皇派遣马戛尔尼率领一个由数百人组成 的使团前来中国。该使团来华的目的之一“是要取得在广州之外各地贸易的自由——在 天津、宁波、珠山（即舟山）及其他等处”。[1]（p.61）该使团坐船从广州北上途中曾经 过宁波。马戛尔尼的坐船“狮子号”和“克拉伦斯”号到达舟山后因需要几名中国领航 员，在舟山一时未能找到，最后“开到宁波去找”。[3]（p.221）在宁波，使团找到了过 去曾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过交往的宁波商人，通过这些商人了解到当时宁波港的贸易情 况。该使团的航行记录上写道：舟山和宁波“处在中国东海岸、朝鲜、日本、琉球和台 湾中心地带”，舟山“对于宁波的繁荣起着很大作用”。“宁波是浙江省的一个商埠， 舟山群岛全部属于浙江省范围以内。从浙江省一个港口开到日本去采购铜的船每年就有 12条。”[3]（p.214）3个月后，马戛尔尼向乾隆帝呈递了英国女王的国书，国书中明确 要求中国允许英国“货船将来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广东地方停泊交易”，但这 一要求遭到拒绝。乾隆帝指出：“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之海口均未高有洋行，尔国船 只到彼亦无从销售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即翻译），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 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 贸易之处皆不可行。”[3]（pp.560—561）
    继马戛尔尼之后，英国政府还曾两次遣使来华要求开埠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但也 均未能成功。就在马戛尔尼访华后的48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最终用大炮轰 开了中国一直紧闭的大门。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同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至此英国最终实现开埠宁波 的愿望。如果从17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要求开埠算起，前后跨越了两个世纪，整整 经过141年。
    1843年12月，宁波正式宣布开埠。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善后条 款的规定，宁波知府在甬江的一侧划出了一个地块，供英、美、法等外商居住和贸易。 到1850年，在宁波的英、美人士共有19人。1855年增至22人，其中传教士和外交人员计 有14人，而商人仅有5人。宁波的环境显然是不错的，但开埠10多年后的情况表明，作 为西方英、美国家想象中的一个通商口岸在事实上并未形成起来。
    宁波之所以未能形成像后来上海那样的通商口岸，其原因除了学术界公认的以外，大 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上海为江海交汇之地，是长江的出海口，地理位置比宁波优越，上海开埠后， 中外贸易主要集中到了上海，遂造成宁波“这里没有对外贸易”。[1]（p.405）当时外贸 以丝、茶为大宗，但正如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浙江的 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茶经过 山区到宁波后，仍然留在中国人的手里，外国人只能在它运到上海后并经行帮的允许才 能得到”。[1]（p.405）因无贸易，有人甚至“建议用宁波去换取其他口岸”。1850年英 国公使文翰曾主张用福州和宁波来交换杭州、苏州、镇江等三个内地口岸，但英国商务 监督德庇时“不赞同完全放弃宁波”，认为宁波可以作为上海港的“外港”，“对主要 市场上海起辅助作用”。[1]（p.406）
    第二，海盗活动猖獗和走私活动严重，影响了宁波地区的贸易。在鸦片战争前的相当 时间里，由于清政府实行封关禁海，正常的贸易受到严格的限制，东南沿海地区海上走 私贸易十分盛行。据说清代前期，宁波地区商品经济走私活动盛极一时，当时宁波府属 的双屿港、烈港、岑港等聚集的私商与葡萄牙、荷兰、日本、英国的商人“通番者不可 数计”。[2]（p.482）走私活动与海盗相伴，由葡萄牙人、中国广东人、福建人组成的“ 海盗”，百年来一直横行东南海上。清政府水师对之无能为力。鸦片战争后，海禁解除 ，但海上走私和海盗活动，仍旧十分猖獗。在舟山、宁波海面从事走私活动的是“水上 力量雄厚的广东海盗”和“葡萄牙人”。为了对付海盗劫掠和海上走私，开展正常贸易 ，宁波商人采用“黑费”雇用“海盗”为其护航，而这些“海盗”则公开对进出宁波口 岸的往来船只征收“保护捐”。由于利益的竞争，葡萄牙人和广东“海盗”之间在1850 年前后发生火拼，结果葡萄牙“海盗”败北。广东“海盗”控制了舟山、宁波一带海上 商路。商人因惧怕“海盗”抢劫勒索，只得易地贸易。面对猖獗的海盗活动和海上走私 ，英国香港糙民当局通过法律，“创立给予私人船只外国国旗保护的制度”，在商人交 纳船舶费和注册费后，发给“航行证”，并悬挂英国国旗，在有效期内由英国保护。因 为有利可图，英国香港殖民当局也将航行证发给往来海上贸易的中国所有船只，给予他 们“悬挂英国国旗的保护”。据1860年海关册报记载，到是年年底，仅在上海口岸，悬 挂英、美及其他国家国旗的“宁波小船和汉口沙船即达到372艘”。[1]（p.462）
    第三，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形成了同清王朝南北对峙 的局面。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广阔的地区同清军展开激战。1860 年太平军攻占杭州，次年12月攻占宁波。太平天国起义波及浙东地区后，造成宁波地区 “商旅裹足不行”。从福建武夷山到宁波乃至到上海的路径被完全“割断”，使本来就 十分有限的宁波贸易犹如雪上加霜，变得更加萎缩了。[1]（p.406）
    与宁波通商贸易日形萎缩的情况正好相反，上海的中外贸易却蒸蒸日上，到1860年后 一跃超过广州、宁波等其他口岸而成为中外贸易中心。此后，宁波口岸作为上海港的侧 翼，始终充当辅助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宁波地区的商人也逐渐将其目光和经营活动从 宁波移向上海地区，宁波商人的这一商业活动战略转移直接为日后宁波帮在上海的形成 和大批宁波商帮步出国门、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