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宁波帮的形成
    在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曾出现不少以地域冠名或标帜的商帮。著名的有广东的潮 汕帮，福建的泉漳帮，浙江的宁波帮，江苏的扬帮、苏帮，安徽的徽帮，山西的太谷、 平遥帮，等等。这些商帮的出现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这些地区在当时中国社会 经济领域中的独特地位和实力。然而在这诸多商帮中，唯有宁波帮对近代上海和近代中 国影响最大。1916年8月，孙中山曾这样评价宁波商人：“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 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 ，其能力与影响之大，首屈一指者也”。[2]（p.477）在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史和近代上 海国际大都市形成的过程中，宁波帮无疑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宁波位于杭州湾的南侧，背依秀峻的四明山麓，两面环海，舟山群岛为其天然屏幛， 奉化江，余姚江在宁波三江口汇聚为甬江流入东海，因此，宁波又称为甬。宁波人又称 为甬人。不过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宁波还包括旧宁波府辖属的鄞县、奉化、慈溪、镇海 、定海、象山、石浦等县。我们这里所说的宁波人和宁波帮就含盖以上各县。
    宁波地区襟江面海，加上人多地少，自古就有泛海航贾、外出经商谋生的传统。但由 于清政府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宁波商人的经贸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它完全不同于广 州十三洋行的官商，这些行商可以代表政府，独享其成，垄断价格，谋取暴利。也不同 于扬帮、苏帮和徽帮，聚财致富后声色犬马，大肆挥霍，修祠堂、建华宅，捐官买爵， 过着寄生生活；更不同于山西票帮，专以拆借款给政府与官员为主要经营活动。宁波商 人的活动没有这些特权，他们的商业活动主要靠自己。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他们养成 了不依赖政府、全靠自己独行其是和开拓进取。进入近代后，海禁解除，公行取消，通 商口岸的开辟和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直到这时，宁波商人才真正有了放手经营自己商 业活动的机会，并使自己的商业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上海和宁波只有一苇之航。早在宋代，宁波人就开始到上海经商。清代中叶以后，来 沪经商的宁波人日渐增多，其商业活动涉及运输、丝茶贩运，钱庄、票号等诸多领域， 这些活动为日后宁波商帮在上海的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宁波帮得名于上海，而同时饮誉全国各大城市和西方世界。其形成时间，据日本学者 研究约在清末，具体时间大致在1904年上海总商会成立前后。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中 村哲夫在《移情阁遗闻——孙中山与吴锦堂》一书中说，1905年上海的宁波商人的金融 实力超过了同清政府关系密切的山西帮，从而确立了它在上海金融界的霸主地位。[4]（ p.109）笔者同意这一看法，也认为宁波帮形成的大致时间在清末民初。
    宁波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独张前军，自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凭着独特的经营理念，聪明的宁波人及时抓住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 国的这个“时会”，调整战略，适时地开展同外国的商贸往来。因而在中外经贸活动中 ，先他商（广东人除外）而捷足先登，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
    历史上，宁波人充当买办的事并不特别迟于广东人。还在18世纪末，不少宁波人就曾 充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买办。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广东商人和买办随外商先后来到 上海。但宁波人也很快进入了外商洋行，并凭着对江浙地区物产、商情、民情风俗等比 广东人熟悉，很快赢得外商的信用，由宁波人充当的买办很快取代广东买办而遍布英、 美、法等各大洋行。据《定海县志》载：当时“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者，当以 邑人为首屈一指”，除一些有名的大买办如穆炳元、叶澄衷、朱佩珍等人外，“各洋行 及西人机关中之充任大写、小写、翻译、跑街亦实繁有徒”。[2]（p.484）穆炳元不仅自 己会说英语，而且懂得商业的规则，自己充当买办，还广收宁波人做学徒，教会他们如 何同外国人做生意。众多宁波人充当买办，为宁波人同外商广泛建立经贸联系提供了方 便，也为宁波人拓展海外业务提供了条件。
    其次，有凡近代中外重大的经济活动和晚清的洋务新政，宁波人无不参与。鸦片战争 后，西方各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广，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自己的近代 民族工业也开始起步。然而在这些经济活动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晋帮、扬帮、徽帮的参 与，看到的只是宁波人的大量活动。以上海为例，19世纪中叶以后，宁波人参与的经济 活动包括五金百货、机器制造、电信、航运、棉纱、纺织、布匹、金融、颜料、造船、 船舶修理、缫丝、火柴、肥皂，乃至城市公用事业和投资房地产等。宁波商帮经营这些 行业，不但在上海设立行号，而且在其他城市设立分号，不少人成为某一行业的巨头或 者是大股东。叶澄衷（成忠）为镇海人，通过在黄浦江上摇舢舨，接送外轮船员，几年后 渐通外语，积累了与外商做生意的经验，后开设顺记五金洋杂货店，专门经营船上食品 、船用五金杂货及火油、洋线、洋烛等，后来又专营美孚石油，其业务范围扩大到全国 10多个城市，由此发了一大笔财。朱佩珍（葆三）为定海人，早年来上海学徒，利用晚间 学习商业知识和英语，用平日的积蓄在外滩开办了慎裕五金号，兼营进口贸易，生意十 分兴旺。此外他还充任英商平和洋行的买办，投资诸多实业，成为上海工商界颇有影响 的宁波帮巨子。虞洽卿（和德）为慈溪人，少年时来上海在一家颜料行当学徒。他非常聪 明，很快当上了跑街。他自学英语，通过与商界的接触，了解和熟悉商业行情，不久成 为德商鲁麟洋行的买办，其后，他还担任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的买办，上海市总商 会负责人，成为清末民初上海宁波帮的领袖人物。类似叶澄衷、朱佩珍、虞洽卿式的通 过与外商开展商贸往来致富的宁波商人枚不胜举。这些人是宁波帮中的核心力量，对宁 波帮的存在和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办了旨在以 “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新政。宁波商人利用他们与外商独特的关系、对外国商情比 较熟悉和手中积累巨额财富等有利因素，又及时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参与洋务新政活动 。有凡重要洋务企业如航运、电讯、保险、医院、纺织、机器制造、铁路、银行等部门 ，如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江南制造总局、仁济保险公司、仁济医院、中国铁 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煤铁公司等等企业，宁波人均拥有巨额的股份。不少 人还担任这些企业的董事或总董、协理等重要职务。此外，宁波商人还自己开办一些近 代的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属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而他们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的一部分。
    宁波商人在投身与参与洋务新政的过程中，通过商业资本加深了与封建政治的结合。 通过捐官买爵，改变了自己的商人身份，成为亦官亦商的商绅。如叶澄衷、朱佩珍、严 信厚等均捐有知县以上的官衔。当然，在洋务活动中，也有少数宁波人从政界转入实业 界，如慈溪的周金箴、鄞县的沈敦和等，他们成为亦官亦商的绅商。宁波商人身份的变 化，有利于他们的实业活动，在某种程序上抬高了宁波人在上海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