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乡官是太平天国的“胥吏”。乡官居于乡，办公之地为乡官局。乡官有印信，印信为乡官办公之用，其长约3寸余，宽约2寸余，印边有盘龙。“伪印上以有姓名为贵”（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 46、57页。），乡官之印属小印，故无姓名。太平天国给乡官统一配发黄色乡官帽，大小如范阳兜。有戴或不戴的，“惟西周市周容甫、张市陈瑞芳时戴之，以为荣幸。”（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 46、57页。）乡官帽是作为乡官区别于一般人民及其他太平天国官员的一种标记。
    在乡官队伍中任职的，主要是“土人”。
    光绪《吴江县续志》载，太平军“于完善之地，必以土人授伪职”（注：光绪《吴江县续志》，卷38，杂志一，第9页。）。 “完善之地”当指太平军完全占领控制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太平军才建立乡官制，以土人为乡官。在浙江绍兴，太平军除两司马至军帅等乡官外，“军帅以上，为监军，山阴一，会稽一，皆土著为之”（注：古越隐名氏著《越州纪略》，《太平天国》（六），第769页。）。 在江苏吴县各图、邑， 太平军“设立乡官，使土人为之，有军帅、师帅、旅帅、 卒长名目”（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 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吴县土人任军帅的有许玉庭、庄时龙、刘春涛，师帅、旅帅有钟智朗、蔡兰亭、赵铿堂、丁松泉、吴耀、单惠等，为数众多，“记不胜记”（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 33、42、46、57页。）。在常熟，“又有伪乡官者，皆胁从土人为之，索贡征粮者也……或曰军帅能升至监军，若太仓之韩吉吉是，则土人渐入贼中矣。”（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韩吉吉是少见的军帅能升至监军的土人。土人即土著人、当地人。据《海虞贼乱志》与《避难纪略》记载，太平军在常熟，“军帅请当地有声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注：《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五），第370-371页。）“每取殷实之家，否则素为乡里作恶者，愈凶狡愈称意。”（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 、 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 40、33、42、46、57页。）可见，“土人”包括“有声价者”、“书役及土豪”、“地保正身伙计”、“殷实之家”、“凶狡、作恶者”。“土人”是否包括土匪，目前难以定论，因为土匪的流动性较大，但太平军以土匪为乡官却是事实。1853年，建德县建立乡官制时，军、师、旅帅各职“悉令土匪充之”（注：参见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在苏州，太平军“选各乡土匪头目授以伪职，曰乡官，使管理一方民事。”（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 任乡官的土人并非尽是太平天国的同路人，从对任军帅的许玉庭之死的分析可知。许任职前，曾劝民纳贡于太平军。故而受到重用；任职后，曾替太平军开红粉捐（红粉即火药），筹银万两以购火药。后“伪军帅许玉庭死，贼以赵雪堂为之。”（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 、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 许是自杀、他杀？抑或老死、病死？史载不明。许生前同其儿女曾有一段对白：“汝以我为官乎？我所为者假官，非真官也。”（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 266、70、62、40、33、42、46、57页。） 《虎窟纪略》之作者“蓼村遁客”出于地主阶级立场，曾为许作挽联以挽之。史载，“乡官中亦未可概指为从贼”（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 57页。）。这说明，任乡官的土人中如许玉庭之流，与太平天国阳为貌合，实则神离。任乡官的土人中，不乏为太平天国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以曾是茶房伙计身份的周富荣最为典型。周富荣一作周甫容，又作周容甫，“甫容”乃“富荣”之误，西周市人。据《清史稿》地理志，常熟当时析为常熟、昭文两县。周时为昭文县军帅（先任师帅，后取代王二先为军帅）。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归纳为：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乡兵队伍；率乡兵与清军水师八桨船作过战；为太平军多次征集粮食；1861年底，充当向导，带领太平军到达金家滩、北新闸等地，后在福山港落入清军之手并被杀害。地主文人视周为“伪乡官中最凶恶者”（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 70、62、40、33、42、46、57页。）。周富荣效忠太平天国，是乡官中的典型代表。
    依上述可知：土人中并非尽是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如茶房伙计），其组成复杂异常。太平天国乡官组成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基层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乡官的成份复杂，良莠不齐，有损乡官在人民中的威信，不利于太平天国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与稳固。还说明，太平军在建立乡官制时，并不是在任何地区都能按《天朝田亩制度》中的政策条文执行，而是表现了相当的无原则性与不严肃性，忽视了政治上效忠太平天国的先决条件，将“贤迹”、“恶迹”混为一谈，违背了《天朝田亩制度》的初衷。太平军过多地顾及到乡官的所谓“威信”问题。“有声价者”、“书役及土豪”、“地保”原本在封建政权中即担任过下级官吏，或是为封建政权服务的，或是与封建政权有瓜葛的，决不是穷苦的劳动者。“殷实之家”、“凶狡”、在“乡里作恶者”也绝非农民或其他劳动人民，他们是地主、土豪，或乡村中的流氓无产者即地痞、流氓、无赖辈，他们平常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土匪自不必说。这些人在当地的穷苦人民中固然有一定“威信”，百姓对其固然存有某种畏惧心理，但仅有这点是不够的。纵使可起作用于一时，但对太平天国的基层政权存在着极大的、潜在的破坏作用。乡官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良莠不分的现象，其基本素质参差不齐。这种现象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普遍存在，带有普遍性，并非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也并非后期才产生，而是从前期一直延续到后期的一个带有连续性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