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朝田亩制度》对乡官的职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概定。概言之，乡兵在乡官统帅下，战时为兵，杀敌捕贼；农时为民，耕田奉上。农作物收割时，伍长在两司马督促下，留足二十五家食用之粮、并可接新谷外，余则上交“两”中所设国库。农隙时，伍长率伍卒担当“两”中的陶冶木石等匠；礼拜日，则率男妇至礼拜堂听讲道理。两司马据定式负责“两”中的婚娶弥月喜事。师帅、旅帅兼任典钱谷、典出、典入。乡官有处理民间争讼之权：两司马先听其曲直，如不能平息，则逐级上诉。乡官履行着维持地方治安、管理农业生产、管理社会生活、担当“法官”的职能。
    太平天国的乡官在具体履行职能时，或循《天朝田亩制度》而行之，或超出了上述界定。兹综括为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四大基本职能。
    政治上，太平天国的乡官都有保一方平安的守土之责，以确保该乡官辖区政治上的安定。稽查户口，颁发门牌、路凭，征取门牌捐，充当“法”官，维持地方治安等是乡官政治职能的充分体现。在常熟，乡官向各户颁发门牌。门牌挂于门首。门牌捐有多少之分，每张数百文乃至数千文，殷实之家则高达数十千文。浙江海宁乡官颁发的门牌，“每牌乙元四角”（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 ）， 第679、703、687页。）。1861年，太平军在海宁花溪设立乡官局，“ 花溪局遍分门牌，我图九十余张，每纸二元五角”。（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第679、703、687页。）绍兴乡官 “稽户口、 立门牌，牌价有数十百金不等，贫民不逮，并责于富民。 ”（注：古越隐名氏著《越州纪略》，《太平天国》（六），第769 页。）门牌捐数虽无定制，各地不一，但殷实之家，富民的牌捐数大大高于一般贫民。乡官在征取门牌捐时，尚能视具体情况而定，量力而行。
    凡遇民间争讼及其他案件时，乡官则充当“法”官，维持地方治安。乡官“执法”往往超越了《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甚至发展到滥用职权的地步。“民间词讼亦由乡官判断。”（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自师帅至两司马，悉设公堂刑具，……击断乡里。”（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09页。）海宁设有两个乡官局，“自后花溪通元二局理讼事办土匪，必每夜有审断事。”（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第679、703、687页。）“两局立班房于黑暗处，上下立栅，止容四人，常五六人入焉，大链系之，吓解屿城，必得清交而出，轻者推入马棚。”（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第679、703、687页。）屿城是乡官黄八十嫉杀乡官归应山之处，故以“解屿城”来威胁班房中人。太平军将士若违犯条命，乡官有权举报。“但有横行抢劫之贼，乡官一禀遥达”，定“将此贼斩首悬示。”（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 275页。）“徐风笙案”即是乡官有维持地方秩序、保一方平安的守土之责，但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却变“味”走“调”，不该斩的，斩了；该斩的，却逍遥法外。史载：“枣市民某，卖鲜鱼为生，一日天明，携钱四千文往蠡墅贩鱼，路遇贼，悉探囊去，回至枣市，诉诸邱贼。卡内贼目问该处乡官为谁？盖王家桥旅帅徐凤笙也。唤至，限十四日拿获。凤笙缉访十余日，侦得之而未敢擒获，以其属贼目越天安名下散众也。邱贼将徐凤笙收禁。其妻哭诉师帅蔡兰亭，谓夫收禁，焉能缉盗，求释回。蔡言诸邱贼，贼欲有所质，蔡以其弟对，不许。益以卒长二人而后许之，仍限十四日。比至限，邱贼索米谷、油烛等物，计算须五百千文，徐亦不之办。一日来贼六人，向蔡拘徐。蔡寻得之，同往贼卡。邱贼谓蔡曰：徐凤笙到乎？蔡曰：到矣。邱贼曰：既到，不与你事，你喝茶去。蔡入茶坊，甫坐定，街上喧传杀乡官。蔡急走出，见贼已将徐凤笙首级缚竹竿上，徇于众曰：乡官勾通兄弟们抢劫民财，故杀之。蔡汗流浃背，惶迫至贼卡，则见其弟及卒长，又欲绑出斩首。蔡急哀求而后释放，乃挈以归。”（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 70、62、40、33、 42、46、57页。）徐凤笙作为太平天国的一个乡官， 终于惨死自家人之手，理由近乎荒唐：勾通太平军兄弟抢劫民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通过上述分析，该案事实明了：通篇看不出徐凤笙有“勾通”之嫌，他虽有错，但“罪”不至死。邱不去上级控告越天安属下抢劫民财，却滥杀无辜，更无理由要杀人质（终未杀成），真正的案犯却逍遥法外。该案涉及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关卡制、司法制，是一件典型的“一案三制”案例。它表明，乡官有处理民间争讼即民与民之间争讼的权力，却无权处理民与军（太平军）之间的争讼，但有权举报，仅此而已。各级乡官较之同级的太平军军官，其权力、地位大大低于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甚至对前者有生杀予夺之权。1861年4月， 吴江芦墟枪匪董老标率枪船10艘至大地主柳兆薰（柳亚子之曾祖父）家横行勒索。邻里对枪匪善言相劝。柳则密遣人从后门出发，驾船到乡官局“奔诉”（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 72、34、177、65、73、 266、70、62、40、33、42、46 、57页。）。几小时后，乡官“王帅挈长公两人，奉陈公令来押还”，陈公“严谕老标不得滋事”（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 72、34、177、65、73、266、 70、62、40、33、42、46、57页。）， 大队枪船始回芦墟。这是枪匪对柳家骚扰最凶悍的一次。因柳已在乡官局领旗、领凭收租，故乡官要保护其利益不受侵犯。经此劫难而后，柳对太平军的态度有所改观，用感激的口吻称“长毛”、“瘟毛”为“长公”。乡官有太平军为后盾，枪匪亦心存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