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占领常熟后，有“土人携家眷什物而避难者，恐途中被扰，向伪乡官取一伪凭，曰路凭。”（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 、46、57页。）路凭即通行证，根据各种已发现的资料可知，当时人民旅行、经商、避难等，均须到乡官局向乡官领取路凭。颁发路凭，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持凭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注：参见拙作《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初探》，《史学月刊》1997年增刊。）。
    在经济上，尽管《天朝田亩制度》有力农者赏、惰农者罚，乡兵在乡官督率下农时为农、耕田奉上的政策条文，但作为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的乡官，其经济职能主要不是体现在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上，乡官在乡村是一个基本脱离农、副业劳动的基层官吏群体。由于乡官熟知本乡、本土的田、地数及土地的肥瘠状况，故其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造田、地册、征粮、索贡方面，以确保太平军的粮秣后勤供应。太平军初至常熟时，“派定伪乡官，责令将各图田地造伪册而收粮。”（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太平军在浙江， 也令乡官造田册或献田册。可见，造田、地册其意在按亩征粮时有所凭据。1860年冬，太平天国乡官在常熟的征粮标准是：花田每亩六七百文，稻田每亩三至四斗，且“业户不得收租”（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 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1861年，花田每亩增至二千多文，稻田每亩增至一石多。在苏州吴县征粮时规定，“熟田每亩完米三斗，荒田每亩完米五升，其有业主徙避他方者，佃户代完，皆乡官造册办理。”（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 266、70、62、40、33、42、46、57页。）乡官在造田、地册时，佃户报数，乡官填册。有些佃户往往以多报少，不法乡官则将少报的田、地册交给太平军，“又将佃户中之以多报少者，危词赚出，收取皆以入已。”（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 63、25、60、41、61、60-61、540、72、34、 177、 65、73、266、70、62、40、33、42、46、57页。）太平军对征粮不清的乡官实行监禁，监禁之地称为“黑牢”（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 40、33、42、46、57页。）。除征粮外，乡官尚须协助太平军索贡。1860年6月， 太平军攻占苏州后，洞庭山兵勇纷纷作鸟兽散。当地居民“聚八图父老议，每图出洋二十元，往许玉庭处纳贡。自是木渎、光福、香山无不议贡矣。”（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 - 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贡银由乡官局乡官代收，也有直接向太平军献纳的。1861年，太平军在浙江，“五月贼匪勒贡渐横，通元黄八十从贼设局，向承办七图贡银共万余千，已民不堪命。海临全县核办三万两，至四月初七日，又勒加万五千……”（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第679、703、687页。） 从贡银的征收时间来看，后期太平军也索贡，说明索贡并非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为临时性措施，它并未因“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出台而在太平天国历史上销声匿迹，更未被取代；从索贡的数量来看，与前期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乡官在收取贡银时，有乘机中饱私囊者，如花溪、通元两乡官局之乡官，“所收钱文，与贼不过十之二三”（注：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六），第679、703、687页。）。
    乡官是守土官，又是土著人，熟悉地形、路线，往往充当太平军的向导，履行其军事职能。 上文中， 昭文县军帅周富荣曾担任过向导。1858年，三河之役前，潜山县乡官军帅程福堂师帅储雁才等人明里投效清军兵营，暗里为太平军搜集情报，不幸事泄。更有庐江县乡官军帅陈文益将李续宾部导至三河，引入太平军的伏击圈，造成一举全歼之态势。各级乡官所属乡兵，本身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民兵”，他们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杀敌捕贼，充分体现出亦兵亦农的性质。乡官通过所率乡兵，在军事上配合太平军作战，如周富荣曾率乡兵队伍与清军师八桨船作过战。
    协助太平天国进行科举考试，这是乡官在文教方面的基本职能。“应伪考试之人，初犹令伪乡官胁从之。”（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 40、33、42、46、57页。）太平天国在吴县及苏州城区开考时，“里中有习士子业者，乡官临门捉考，辞不许。”（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里中亦有去应试者，皆乡官勒令进城，诱以有钱给与。”（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 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有不去应试的，如“蓼村遁客”先后两次拒不应试，第二次以金帛买通乡官才免试。在常熟地区，钱桂仁、侯裕田考试文、武生童前，曾遍贴告示广而告之，“发伪札饬各师旅帅，每师名下送考文者五名，考武者一名。”（注：《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五），第371页。） 《海虞贼乱志》之作者曾五次拒不应试。乡官在科考时，主要起宣传、动员作用，保证足额参加科考。
    乡官的职能大致综括为上述四大类。由于乡官组成的复杂性，使得乡官在履行其职能时，有克尽职守者，有敷衍塞责者，还有伺机贪污中饱私囊者。内在的、外在的因素相结合，大大加剧了基层政权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太平天国吴县乡官军帅赵雪堂开捐，规定大、小户出钱不等，却有地主文人书对联一幅，联曰：“说什么天主教，妄称天父天兄，灭天理，绝天伦，好好青天白日，闹得天昏，看将来天讨天诛，天终有眼；这一般地方官，尽是地妖地棍，当地蛇、坐地虎，明明福地仙宫，变成地狱，征多少地丁地税，地也无皮。”（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此联就军帅赵雪堂开捐而作，有明显的针对性。“地方官”显然指乡官而言。该联把乡官诅咒成“地妖地棍”、“当地蛇”、“坐地虎”，对乡官极尽诬蔑之能事，体现了作者仇视乡官、敌视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更有甚者，乡官师帅许一亭被十几个男子于一天夜晚剖腹挖心，而被杀的原因据载是“傲慢虐民，民皆恶之”（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72、34、177、65、73、 266、70、62、40、33、42、46、57页。）。是否虐民，无从考证。但许一亭被害事件发生后，相继有赵雪堂、蔡兰亭分别辞去军帅、师帅职务。乡官辞职与这一事件有密切关系。太平天国允许乡官辞职，并不强人所难。有学者认为，乡官辞职，太平军则不高兴，不批准，显然，这种结论是不准确的。继之，常熟地区又爆发了大规模针对乡官的暴乱。史载：“至同治元年四月初，白茆塘东居民讹传上海官兵已进浏河、白茆二口，群焉四起，自太仓界沙头、浮桥、横泾、穿山、时思庵及昭文界横塘市、张市、老吴市、东周市等处，团成数万，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将各处伪乡官房屋烧毁，什物打坏。至四月初八日晚间，共聚老徐市。”（注：《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3、25、60、41、61、60-61、540 、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页。）太平天国慷天燕钱桂仁率太平军数千分水、陆两路对暴动实施镇压。驻太仓的太平天国斐天安丁某之弟在横泾抓获暴徒数人，处以五牛分身、活开膛、火练缠身之刑。暴徒虽作鸟兽散，但反映了基层政权斗争的极端复杂性、残酷性。太平军则是站在保护乡官、巩固基层政权这一立足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