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每次公民投票都包括对戴高乐本人信任问题表态内容。戴高乐把每次公民投票视为对自己民意和地位的考验，每次投票前都把这点放在突出地位加以强调。1961年1月8日公民投票前，他说：“法兰西男女公民们，你们大家知道，你们将要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需要的，是的，我需要知道你们脑子里想的什么，心田里藏的什么，所以我超越了所有的中间媒介，来到你们中间。事实上，没有人不知道，事情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取决于你们大家和我本人。”⑦1962年4月8日公民投票前，戴高乐声明说：“法国人民将表明我是获得他们信任的，今天是这样，明天也还是这样。”⑧1962年10月28日公民投票前，由于所有反对派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反对他，他把信任问题看得尤为重要。接二连三地提出这个问题。9月20日，他说：“同过去一样，没有得到你们的协助，我不能够也不愿意进行任何工作。同过去一样，我即将要求你们给与协助。也象过去一样，由你们作出决定。”⑨10月4日，他说：“10月28日，你们的回答将告诉我，我是否能够、是否应该继续负责我为法国效劳的工作。”⑩10月18日，他说：“如果投赞成票不多、一般或和反对票不相上下，显然我的使命将立即结束，而且无可挽回。”1969年4月27日公民投票前，他再次重申信任“你们的答复将关系到法国的命运，因为如果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你们中间多数人郑重其事地反对我，那么，尽管支持我的人人数众多，热情洋溢，忠心耿耿，……我在目前作为国家元首所承担的任务也显然是无法完成的。这样，我将立即停止履行我的职责。”（11）这次公民投票的结果是：登记选民28，655，692，投票人数23，093，296，弃权人数5，562，396，空白票、废弃票634，678，赞成票10，512，496，反对票11，945，149。结果出来的当天，戴高乐立即声明：“我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职务。此决定自中午12时生效。”（12）在这个问题上，戴高乐的立场是前后一贯的。
    第三，除第一次公民投票外，每次公民投票都引起一场关于违宪的争论。1958年宪法第11条授权共和国总统可依据“议会开会期间由政府和两院提出的联合建议”，将凡属下列性质的议案提交公民投票表决，即“处理国家权力机构的组织问题，通过一个共同体协议或授权批准一项虽与宪法没有冲突，却影响国家机构效能的条约。”宪法第89条规定，提交公民投票的宪法修正案必须以完全相同的措词先经议会两院通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出现与宪法规定相矛盾的做法。比如1961年1月的公民投票，人们是在1960年11月16日的内阁会议的正式公报中得知共和国总统已将他的意图通知了内阁会议，而到12月8 日才知道“共和国总统根据政府的建议决定举行……”，即从正式公布总统想组织一次公民投票到给这一愿望加上新生政府的形式，中间相隔了近一个月时间。有人认为这不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1961年1月的公民投票要求法国公民通过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阿尔及利亚自决原则，一个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组织临时国家机构问题。但这次公民投票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法国人民是支持自决政策的。于是又有人认为，这一点在法律上和宪法上是属于公民投票的范围。1962年4月的公民投票也是两项内容， 一是通过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签订的埃维昂协定，一是授权共和国总统采取一些立法措施实施上述协定。由于当时不可能在阿尔及利亚组织一次和平的公民投票，因此这次“全体公民”中没有征求阿尔及利亚居民的意见。有人援引宪法第53条和第3 条：“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的规定指出，当法国本土居民被赋予一种不同于阿尔及利亚居民特权的时候，这就违反了宪法。对于授权问题，人们争辩说，实施埃维昂协定所要采取的措施在逻辑上应该经过立法手续，即应由议会采取。公民投票剥夺了议会的权利。争议最大的是1962年10月和1969年4月的公民投票。这两次公民投票都涉及到修改宪法问题。然而在这两次修宪中，戴高乐都决定不援引宪法第89条，而是绕开议会并援引宪法第11条，称“国家权力机构组织”不言而喻包括宪法本身。行政法院裁决说，这两次投票都违反了宪法，他根本不予理睬，并援引第3条予以回击。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并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行使主权。”反对派对此大加指责，称“戴高乐总统破坏了宪法，并且侮辱了国会”，“宪法破坏了”，“人民受欺骗了”，“公民投票是极权行为”等等。戴高乐依然自行其是，他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我不能由于尊重法律上的条条而让法国灭亡。”
    第四，公民投票时机的选择与戴高乐在公众中的支持率关系密切。从1958年到1962年五年间举行四次公民投票，其中三次是在1961年和1962年举行的。而从1963年到1969年七年间仅举行过一次公民投票。前五年，法国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面临内外交困，人们迫切希望戴高东复出结束危机，恢复秩序。因此前几次公民投票支持率较高。随着阿尔及利亚危机的解决，他的支持率开始下降。这在1962年10月的公民投票中就可以看出来。这次投票中，赞成票仅占登记选民的46.4％，这是历来最少的一次，反对票占登记选民的28.8％，这又是历来最高的一次。鉴于支持率下降，此后戴高乐不轻易举行公民投票。1965年普选总统，戴高乐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第一轮投票仅获44％弱的选票，由于没获绝对多数，不得不再选一次。第二轮投票戴高乐获54.5％的多数而当选。然而这个多数仍只占全体选民的44.8％。戴高乐再也得不到选民多数肯定的支持了。他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很少再举行公民投票。1969年公民投票有点孤注一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味道，这次公民投票的失败使他的离职具有某种悲壮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