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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世纪上半叶，东方郑和威武显赫的运航不久在世界历史上销声匿迹了，而该世纪下半叶西方哥伦布三艘“破船”①的西航却成了人类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为什么同样是远航会产生这样不同的结果？本世纪以来，这问题日益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
    最通常的说法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15世纪时西欧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哥伦布西航反映了萌芽的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的要求。仔细推敲起来，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15世纪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是铁制农具、文盲半文盲的农业劳动者和土地，从这几种生产力要素相结合的结果，看不出西欧有什么优势。
    从单位面积产量看。英国学者贝内特1937年时估计：11至15世纪间的英国，年成好时，每英亩可收获11.5蒲式尔（小麦、燕麦产量的平均数），约等于每市亩97.75市斤。1972年英国的蒂托作了更谨慎的估计，把13世纪至14世纪中期英国温切斯特的产量估计为每英亩8蒲式尔，相当于每市亩65.4市斤。 上述估计是西方较权威的数字，我国的学者也持此说。②再看我国，自宋到明，南北方（水稻和小麦）“平均亩产量大约2石左右，约合300多斤”。③15至17世纪，在农业发达的苏、松地区粮食平均亩产达到3石（其中一石为小麦），约合420或436市斤。④北方旱地平均亩产也有原粮一石左右。⑤可见，在郑和、哥伦布时代，我国粮食单产远远高于西欧。
    从每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看，西欧也不占优势。庞卓恒同志根据波梁斯基使用的贝内特的估计计算，英国一个拥有全份地的农奴一年能生产5865市斤麦，⑥如按前述蒂托的估计计算，则是4080市斤。再看中国，约在西汉初，一个整劳动力的产量可达到“一夫为粟200石”，相当于今天5400市斤。⑦明末清初，一个耕种10亩水田的壮年农夫年产量可达20石米，约等于5600市斤谷，北方种旱地的农夫，一人可耕种70—80亩，亩产量有南方的10—20％，他的年产量以70亩计，也有3920—7840市斤。⑧至于江南水田高产地区，更超过这个数字。夫妻二人可耕种25亩，每年可收米70—80石，“稍勤者”可以耕至30亩。⑨
    上面材料说明，15世纪及其前后，我国农田的单产远高于西欧，一个整劳力的年生产能力，大体持平。换言之，从生产力上看，⑩西欧不拥有任何优势。至于从近年来开始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点来看，也看不出西欧有什么优势。李约瑟说道：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11）”郑和所乘的船和哥伦布所用的船就很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说西欧15世纪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中国也应该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说哥伦布西航是资本主义萌芽推动的结果，那么中国也应该有同样的推动力。中国学者确实认为中国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有些着名学者甚至认为战国时代就有了。但中国没有海外扩张，只有宏扬皇威的郑和下西洋。”
    西方人解释“地理大发现”的动机，大体上先后产生过下面三种理论：
    1.宗教动因说，即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南下是为了寻找传说中的东方基督教王国，与之联合以共同夹击阿拉伯人。
    2.寻找黄金、香料说，强调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冲动。这种理论还进一步与东西贸易失衡，西欧长期入超，致使贵金属大量外流，发生货币危机的理论结合起来。（12）
    3.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强调大探险动机主要不是黄金、香料，而是为了得到粮食、燃料等大宗商品，如小麦、木材、糖等。（13）
    第一种理论有一些道理，但不足以说明整个问题。
    第二种理论与我们教科书上的解释类似，我们要说的话上面都说过了，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是：16世纪中，中国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下，也出现了“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之不足也，银不足耳”的现象。（14）但除了一些商人大着胆子从日本，后来从西班牙治下的菲律宾寻找白银外，没有出现真正的扩张。
    第三种理论把西欧大探险的动因，归之于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对粮食、原料的压力。但是不是有这种压力就会出现大探险？我国时代中叶以来全国到处出现大批流民，要求粮食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完全不一样。
    西方学者另外还有一些中国为什么不出现大探险的解释，这里不一一介绍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中外学者所说的西欧走上大探险的原因，只能说明西欧的历史，要说明为什么西欧是这样中国不是这样，必须从其他方面着手。下面的讨论会表明，哥伦布西航和新航路的开辟是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西欧特定的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