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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瓦特在哈尔滨组织政府的非法活动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龙江社会科学》 张秀兰 张云霞 参加讨论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附属地成为沙俄残余势力反布尔什维克的基地,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充当了沙俄旧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1918年初,他为了推翻俄国苏维埃政权,竟然在中国领土哈尔滨,招募军队、筹备政府机构,为同年7月建立“全俄临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非法活动。
    一、两次进京,密谋反布尔什维克计划
    1917年,霍尔瓦特与在哈尔滨的俄人工兵代表苏维埃过渡派进行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斗争,最后他不得不借助于中国的军事力量驱逐了过渡派。这对霍尔瓦特来说是去掉一块心病,但是又添了新忧。中国政府借此机会收回了中东铁路的护路权和部分行政权。继之于1918年初,中国政府又简派郭宗熙为中东铁路总公司的督办。这一切对霍尔瓦特来说,很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他虽然继续掌握着中东铁路附属地的权力,但与俄国十月革命前相比,其地位已大大削弱。霍尔瓦特统治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1918年初,由于苏俄新政府尚未得到国际承认,中国北京政府仍与旧俄外交代表保持着外交关系。根据协约国一致的原则,中国驻俄公使于2月26 日撤离俄国首都彼得堡。在这之前,中国驻俄公使曾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有过一些非正式的接触。如1月18 日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收到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知:霍尔瓦特已免职,请组中东路中俄混合委员会。同一天,苏俄政府任命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股股长伏时涅新斯基为驻华代表。翌日,伏时涅新斯基通知中国驻俄使馆:请中国勿支持霍尔瓦特,另组中俄混合委员会商讨解决中东路办法。2月30日, 伏时涅新斯基还命令中东铁路总公司会办文哲尔(此人在彼得堡),“召霍尔瓦特返国,听从新政府命令”①。对苏俄新政府的命令,霍尔瓦特曾派员向中国督办郭宗熙说:“与多数党恶感太深,其原籍产业概被抄没,势难归国”②。
    这时,使霍尔瓦特不安的是,俄国国内的斗争异常激烈,与中东铁路相邻的俄国远东地区风云变幻。在他看来,政治局势的发展,难以推测,因此,他采取了“静观待变”的态度。在令人忧心忡忡的日子里,他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首先是驻在哈尔滨的各国领事向霍尔瓦特施加压力。美国领事莫恩尔要他采取明确的态度。其他各国领事也催促他出面维持社会秩序。日本领事则蠢蠢欲动,“图谋攫取中东路”③。其次是来自沙俄残余势力的巨大压力。从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逃到哈尔滨的旧俄官员、军官和资本家等,把霍尔瓦特统治下的中东铁路附属地视为“人间天堂”。他们“却把目光转到他的身上,专等他发出拯救祖国的声音”④。1918年2月19日晚,一群俄国旧官员对他说:“要么行动,要么滚开!”这是俄国旧势力的呼声,他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一下他今后的出路问题,并迅速作出抉择。
    霍尔瓦特认为,要重建家园,恢复沙皇统治的俄国,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这一斗争要在远东地区发动;(2)要以不受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中东铁路附属地为这一斗争筹集资金;(3)要取得协约国的充分帮助⑤。2月21日,霍尔瓦特启程赴京。
    1918年4月17日,霍尔瓦特再次去北京,这次固然是“应道胜银行之召来京”,但其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各协约国驻华公使“代为倡议在哈组织政府”⑥。在这之前,中国北京政府从哈尔滨临时警察局的探报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因此,中国外交部派遣朱鹤翔就此事向旧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提出质询。俄使库达舍夫辩解说:“并无其事,且在外国领土之上组织政府,未之前闻,霍氏断不为此。霍氏此次来京,系商议中东铁路事宜”⑦。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替霍尔瓦特辩护说:“此事确系谣言”⑧。其实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在中国首都北京,霍尔瓦特于2月和4月先后会见了旧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和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并参加了由库达舍夫组织的一系列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一些势力不断膨胀起来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党首领,如库达舍夫、俄亚银行(1908年由华俄道胜银行改名)总经理普季洛夫、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等,有时协约国的代表也应邀参加。磋商的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拯救这些策划者称之为‘俄国利益’的中东铁路;二是组织一支反布尔什维克的有生武装力量;三是寻求能够得到的国际援助”⑨。经过多次磋商,作出了如下的分工:作为旧俄驻华公使的库达舍夫负责与协约国的联络,以便取得反布尔什维克所需的武器和经费;普季洛夫以俄亚银行为基地,负责金融事务;霍尔瓦特以其所管辖的中东铁路附属地,作为反布尔什维克的军事集散地;高尔察克负责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军事工作。库达舍夫宣称:“该集团的目的是确保中东铁路的自治和支援正在为‘恢复俄国秩序’而奋斗的‘精英’”⑩。协约国的代表也都表示:“准备提供最实际的援助”(11)。
    霍尔瓦特于4月再次进京,主要目的是“为在哈组织政府,与各使有所协商,至议设总公司,亦为入京要旨”(12)。当然,重新组建董事会也是霍尔瓦特第二次进京的目的之一,为的是拯救所谓关系到“俄国利益”(13)的中东铁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封闭了设在彼得堡的总公司,霍尔瓦特鉴于此种情况,并为了便于今后的工作,便向北京的旧俄公使库达舍夫提出召集股东大会,商讨总公司有关问题。库达舍夫将霍尔瓦特这一意见面询中国交通部总长时,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
    4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东铁路总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经股东大会议决, 将中东铁路总公司由俄京彼得堡迁到中国北京。最后选出八名董事是:霍尔瓦特、高尔察克、乌斯特罗果夫(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后任哈工大教授)、埃赛斯基(前华俄道胜银行东方总经理)、葛诺瓦洛夫(哈尔滨中国税务司司长)、施路透(中东铁路管理局商务部部长)、普季洛夫(华俄道胜银行总经理)和颜世清(中国吉林省吉长道道尹)。董事会由董事长(亦称督办、由中国吉林省长郭宗熙兼任)、副董事长(亦称会办、由俄国人文哲尔担任,在俄京彼得堡)和上述八名董事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股东大会上选出了一名中国籍董事颜世清(中国外交部特派员),它打破了俄国人完全霸占董事会的局面。这是中国长期以来收回路权斗争的一个胜利。
    这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考虑到会办文哲尔在俄京彼得堡,未能赴任,因此,推举霍尔瓦特为中东铁路总公司会办(又称坐办)。第二天任命原工程师拉琴诺夫负责“铁路上一部分事务”。由此可见,霍尔瓦特实际上放弃了对中东铁路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可以集中精力投入反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中去。但是,还应该指出,霍尔瓦特虽不主管铁路本身业务,但仍掌管着民政和交涉大权,并以会办名义控制着中东铁路总公司。从这一点来看,霍尔瓦特在中东铁路的地位又有所加强,重建早已陷于瘫痪的民政部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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