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一支反布尔什维克武装
    组织一支反布尔什维克武装，是4月北京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它包括两个方面：1.编练护路军；2.招募军队。根据《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五款规定，中国有保护铁路之权，其公司方面仅准因便雇觅华、洋人役，并无准其招募华兵，编练军队之规定”(14)。但是，总公司歪曲合同的规定，认为“编练护路军队，系按约应享之权，中国无权拦阻”(15)。显然，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因此，中国政府与地方当局对霍尔瓦特招兵一事，“抱定拒绝主旨”(16)。
    实际上，从1917年12月以后，霍尔瓦特就开始挪用铁路款项，准备组织一支反布尔什维克武装。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17年12月以后）……我存有一笔能够维持1.5万名铁路护路队开销的款项和武装相同数量军队的武装。这笔钱是从铁路财政中截留的。我准备用这些钱和武器组织一场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建立一支特遣队，把布尔什维克从远东赶走”(17)。
    关于编练护路军问题。自1917年12月，俄国过激派被解除武装后，“俄队存留无几，华兵已遍布各站”(18)，中国军队完全担负着保护铁路的责任。但是，如何让中国军队撤走呢？这是霍尔瓦特绞尽恼汁思索的一个问题。1918年1月5日，他以护路为名，令原护路军司令萨摩依洛夫招募中国蒙古兵3000人，以恢复其在中东铁路的驻军护路权。中国地方当局获悉此事后，立即予其遣散。为此，旧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于2月8日“抗议中国禁阻中东铁路公司编练护路军”(19)。在霍尔瓦特第一次去北京前，吉林省长郭宗熙曾就这一问题与霍尔瓦特进行交涉。交涉的结果，郭宗熙只允许他“招雇华兵300名，服务铁路内部（保护车站钱柜）”(20)。北京会议后，霍尔瓦特置中国政府的抗议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在哈尔滨的俄报上宣布组织铁路护路军，分路驻扎。他自任铁路界内总司令。并任命萨摩依洛夫为护路军司令，下设5个护路军司令部：以陆军少将麻尔果夫斯为第一路司令； 陆军少将尹瓦次为第二路司令；陆军中将切瓦金什克为第三路司令；陆军少将波特果列次克为第四路司令；陆军少将达立安为第五路司令，分驻于老少沟、一面坡、海拉尔、富拉尔基和哈尔滨等处(21)。吉林地方当局以霍尔瓦特“违约侵权”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电告吉林地方当局：霍尔瓦特“组设铁路护军，意在恢复旧势力，并与组织政府事有关，在我自难轻视”(22)。
    关于招募军队，主要是招募华兵的问题。这项招兵工作与编练护路军是同步进行的。在中国领土上“招兵买马”，组织反布尔什维克军队，更是中国政府所不容的。在招募华兵和编练护路军这两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一样明确的：（一）提出严重交涉和抗议；（二）在交涉和抗议无效后，便责令其迅速解散。但是。霍尔瓦特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忽而重弹招兵是“专为保护沿路车站”(23)，忽而又谎称中国地方当局已同意他招兵，以4000为限，现仅招募1500，不超出所限，“不碍中国主权”(24)等等。他言行不一，表面上“声明从此停募”，实际上却在哈尔滨和富拉尔基等站“暗地强招”(25)。据统计，到5月末，“计旧有、新募之华俄军队，约2000人，分隶于西米诺夫、郭尔梅金和阿尔洛夫、散驻绥芬、黑河，每处不过为数十名，而主力实握于西米诺夫。又据6月末调查，中东铁路各站“竟已招有四千余名，并溢出三千以外。如为护路，则各站现均由中国军警保护；如为对抗多数派，则不能在我境招兵，似此决难允准”(26)。在这之前，即3月21 日霍尔瓦特发出第一号命令，任命旧俄骑兵大将、前西伯利亚第一军团司令普列什阔夫为中东铁路界内俄军总司令，节制谢米诺夫、卡尔梅科夫和奥尔洛夫等俄军，约计3000名。俄军驻扎地点如下：
    1.谢米诺夫所部之满洲支队驻满洲里；2.上校奥尔洛夫所部之远东军团第一支队驻哈尔滨；3.上尉朱基所部之远东军团第二支队驻绥芬河；4.中尉瓦斯臣斯吉所部之黑河军队驻萨哈连；5.葛拉美诺夫所部之乌苏里军队驻绥芬河(27)。
    三、成立具有政府性质的所谓俄人“救国会”
    在霍尔瓦特第二次去北京开会期间，哈尔滨的沙俄残余分子组织了所谓“拥护祖国和立宪会议委员会”（又称“远东护国卫法团”），并公布了包括“组织一部分强有力之军队”；“竭力协助西伯利亚和远东特别政府”在内的“五条纲领”。这个组织得到了驻哈尔滨各协约国领事的支持。
    “拥护祖国和立宪会议远东委员会”是由一批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派别的所谓著名人物组成。在他们当中，“既有当地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还有许多从欧俄和西伯利亚各地聚集到哈尔滨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霍尔瓦特是这个委员会的“最高领导者和鼓舞者”(28)。
    5月3日，霍尔瓦特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后，在日本和英法等协约国的支持下，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在哈尔滨更积极地从事组织政府和招募军队的活动。5月8日，霍尔瓦特竟然以中东铁路总办、陆军中将的名义，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宣称对铁路界内俄人“急须行使统治权，以俄国正式成立政府时为止”，而且还要求在“中东铁路内常驻或暂设之俄国各官署及公共团体，并界内侨居之各俄人，严守俄国临时政府时代施行之法令，至本总办嗣后行使统治权，及根据铁路界内特别情况发出之命令、布告，亦应一律严守无违”(29)。对此中国外交部派员向旧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提出抗议，并郑重声明。霍尔瓦特之所以保全其地位，是“中国军队代为驱逐广义派之结果”。“霍氏万不能于协订办法之外，别有举动，更不能在中国境内行使其统治权。此项布告，中国实难承认。再霍氏拟在中国境内招兵一节，于中国治安亦大有妨害，一并不能允认”(30)。
    5月9日，在霍尔瓦特和旧俄驻哈尔滨领事珀玻夫的精心策划下，“拥护祖国和立宪会议远东委员会”和普列什阔夫所属的，驻在哈尔滨等地的俄军司令部合并，成立了所谓俄国“救国会”，又名俄国“远东义勇团”，设于哈尔滨铁路俱乐部内。原哈尔滨市执行委员会主席、律师阿列克桑德洛夫被推举为会长，海参崴俄国商人里怀多夫为副会长，成员有库拉也夫等。而驻哈旧俄领事珀玻夫“隐主其成”。“救国会”由霍尔瓦特“总持一切”。下设军事、外交、政治和军需四个处。军事方面的工作，由总司令普列什阔夫亲自主持，这实际上剥夺了高尔察克的军事指挥权；外交、政治和军需等方面的工作，则由“拥护祖国和立宪会议远东委员会”负责。“救国会”还绘制一面旗帜，“旗五幅，黄黑相间，黑三黄二，皆横列”(31)。
    这个“救国会”，“虽未标政府字样，确系政府组织”。中国北京政府根据《合办东省铁路合同》向旧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提出抗议，并请他转电霍尔瓦特“不得有前次举动”。同时，吉林省长郭宗熙也命令李家鳌，以滨江道道尹和交涉员的名义，向霍尔瓦特本人提出“严重抗议”，并在致旧俄公使的照会中指出：“查哈尔滨地方系中国领土，在本省长所辖区内，似此非法机关，既足以挑拨华俄居民之恶感，又能致俄民之不妥，万难令其存在”。还指出：“一切遵照合同办事，勿任此种非法机关破坏哈埠治安。最后照会要求俄使“馆令该俄人等将所设机关迅速解散，或移出中华民国国境以外”(32)。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霍尔瓦特在中国领土哈尔滨组织政府的计划无法实现。
    霍尔瓦特于1918年7月8日晚率部由哈尔滨乘车赴俄境格罗捷阔沃。9 日在格罗捷阔沃宣布成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发表了《告民众书》。与此同时，宣布成立一个由八人组成的“工作内阁”，发布“施政纲领”十二条。然而，霍尔瓦特的“全俄临时政府”是短命的，不久被迫于压力与“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合并。他的复辟梦想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