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权撰写的《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以下简称《觉醒》）一书，于1991年1月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这是章开沅主编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之一。它的续篇《东方的复兴——中印经济近代化对比观照》同时出版。中印两国的近代化同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运动具有彼此互容的“亲缘关系”，观照双方的民族运动将为近代化比较研究提供十分重要的“背景材料”，而当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快的发展速度在新一轮东西方竞争中奔向新世纪时，总结借鉴中印两国在近代觉醒奋起过程中的异同得失，是大有裨益的。《觉醒》一书的作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观察视角上独辟蹊径，对中印两国近代民族运动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相信这部著作（连同它的续篇《东方的复兴》）的出版，将会对中印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下面仅就《觉醒》的主要特色及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略作评述。
    一
    《觉醒》一书在结构和方法论上独具特色。
    《觉醒》一书结构上的特色是以交响奏鸣乐章的结构作参比来安排章节，将中印两国民族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作者认为，“在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无论是专重于政治斗争还是偏注于思想文化运动的，常常令救亡和爱国的政治主题同科学民主的启蒙主题交会合流，相应偕进。但救亡爱国的主题始终是压倒一切的第一主题。……它同南亚次大陆先进人物要求‘自治’和‘独立’的声音共鸣共振，从低吟浩叹到高亢激越，基本上同步同趋。就如同交响奏鸣乐章的结构往往总是由慢板引子、呈现部、展开部、再现部、尾声等组成一样，中印近代以爱国救亡和自治独立为中心主题的民族运动也可作如是观”（《觉醒》，第53页。以下凡引本书的文字，只注明页码）。作者正是根据他的观察定位，把中印两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态势比作交响奏鸣乐章的结构，将全书分成7章：第一章“被踉跄推入近代的门槛——背景；西力、膨胀与东方衰微”， 第二章“同时并兴的民族起义——进位：印度大起义与太平天国革命”，第三章“观念更新的缓慢节律——慢板引子：早期思想启蒙”，第四章“相谐共鸣的宪政鼓动——呈现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第五章“相启共发的革命高潮——展开部；资产阶级激进运动”，第六章“甘地主义与新三民主义——再现部：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态势”，第7章“简短的书末余语——尾声：在面临新世纪到来之际。 ”书前由章开沅作《总序》，书后是作者的《后记》，全书17.2万字。作者以“背景”、“进位”、“慢板引子”、“呈现部”、“展开部”、“再现部”、“尾声”这样的场景画面，把16、17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中印两国的政治进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呈现在读者面前，确实别具一格，独具特色。
    《觉醒》一书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色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人类历史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是共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人们认识历史规律并非易事。比较研究是认识历史规律的重要方法。马克思曾把比较研究视为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他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①近年来，我国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历史的人逐渐增多，本书作者唐文权就是其中之一。比较研究可以有多种类型：有寻找相同点的比较，有寻找相异点的比较，还有既找相同点又找相异点的比较。《觉醒》一书重点在求同。作者经过仔细观察对比，认为中印两国在近代社会进程和民族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相同点（或相似点）：
    近代中印两国在社会形态和国家地位的演变上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随着外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行推进，全部或部分地打破、控制、替代了原来的封建国家机器、宗法自然经济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从而在社会形态上，使两国共同从封建社会经历了半封建的过渡形态向近代社会演进，在国家地位上，又使两国共同从主权独立国家经历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不幸遭遇而向独立国家演进。这样，国家地位的沉沦，同社会形态的进步相偕平行，就成为中印两国近代史上出现的一种共同的特殊现象。从封建到半封建是历史的进步，从独立到非独立则是一种沉沦。不少共同的消极的历史因素，如陈旧的经济基础，酷烈的继位之争，难愈的种族裂痕，沉重的人口压力，恼人的传统文化定势产生作用，使得这种沉沦趋势难以逆转。中印两国正是共同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而又肩负着沉重的历史负载，这就注定两国在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中，要把民族解放运动当作亟待解决的中心课题。
    在资产阶级成长起来之前，中印两国农民首先承担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成为民族运动主力军。纵观19世纪在亚洲普遍爆发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当以太平天国革命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久，而能够与之比拟者，唯有印度民族大起义。这些起义都以强烈的民族情绪为特色。它们一方面推动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迫使统治者调整政策，改弦更张，以顺应时势之变化。清政府吸取了教训，在此后一段相对和平的间隙中，在“自强”的名义下从事某种革新。于是对西方科技的兴趣，在统治阶级一部分开明人士中陡然高涨。这就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洋务运动”，在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及在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程度不同地先后开始了缓慢的近代化进程。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起义是促使中国社会向近代倾斜的重要杠杆。印度民族大起义迫使英国殖民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同时也迫使它们不得不对印度资产阶级采取怀柔政策。1858年维多利亚女王发表的文告中有关“不论种族或信仰，按他们的教育、能力与德性都可准许自由地、一视同仁地担任适当的官职”的提法，被印度资产阶级视为政治改革的依据。1861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印度参事会法”所确定的印度政府体制一直保持到印度独立为止。这样，英国殖民者就不自觉地充当了印度资产阶级运动的催生婆。显而易见，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和印度民族大起义，揭开了近百年中印两国波澜壮阔的民族运动的序幕，后起的资产阶级力量，正是由此进位而开始新的进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