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着重分析中印两国历史上存在的共同的消极的历史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致使中印两国到了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这确实不多见。他的分析不仅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而且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上述五条消极因素的核心是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这仍然是当今中印两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障碍。
    关于殖民统治的“双重使命”问题。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中，对殖民统治的“双重使命”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明确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⑤较长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此没有进行很好的阐述，在理解上有片面性。在一些著作和文章中谈及这个问题时，往往偏重于讲破坏性的一面，而忽视建设性的一面；在讲破坏性的一面时又往往注重殖民掠夺、“分而治之”和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而忽视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的革命意义。《觉醒》一书虽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全面阐述，但从两个地方谈及这问题来看，他的观点与以往有所不同：一是关于东西方社会不平等交往的作用问题。作者认为，尽管近代东西方社会的交往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这种交往毕竟是东方社会发展进步的必不可少的途径。无论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它终将在客观上刺激推动并扩大东方社会的进步。在交往过程中，东方离开了与世隔绝自我封闭的轨道取得了近代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一定进步，跨入了那个动荡、陌生而又不甚友善的国际社会。二是关于西方传教士对东方国家所起的作用问题。作者认为，19世纪西方传教士对中印两国的传教工作固然有负作用，但也有正面作用。这种正面作用主要表现为承担了在文化思想领域的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历史使命。如果把传教士放在19世纪亚洲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冲撞交会的大范围中考察，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而以客观效应为评断的主要依据，那么，西方传教士在东方传播西学从而对传统的旧制度旧文化的冲击以及促进新机运的出现，使人们有理由把他们视为破坏旧文化和建立新文化的一支外来的异军。
    关于对资产阶级及其早期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面，又有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动摇和妥协的一面。但我国学术界过去对它们历史作用的评价往往贬多于褒。作者则强调要充分估计他们在领导民族运动和推动本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他说这个阶级固然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在行进途中也常有差失错误，但它带领本国冲出闭塞的封建旧垒、克服外来的阻遏、迎向世界新潮等历史作用，无论如何不能低估。他们生不逢时，落地不利。较之西方前辈，他们所处环境为劣，所遇阻难也多，但他们还是竭蹶维艰，前行不止。这一方面有赖于他们在经济上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联系，加快了本国社会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化；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积极汲摄西方新学，加快了本国旧制度和旧观念的崩溃瓦解。历史表明，在领导民族运动和推动本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他们无愧为先驱前导。他们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劳绩应该载入史册，受到后人的尊崇（第250页）。
    评价中印两国资产阶级时涉及如何评价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问题。作者强调不能把资产阶级软弱的政治品格泛泛地移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身上。因为维新派和早期国大党的先驱人物在争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时，并不缺乏斗争的勇气。这种斗争勇气令人肃然起敬，催人奋发，常常汇拢为民族精神的优秀内容。康有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冒死上书，言词激切，无所顾忌，甚至说出“不忍见煤山前事”之类的话。这种不顾招致杀身之祸的勇敢精神，在谭嗣同身上则体现为冲决网罗的呼喊和慷慨赴死的壮举。维新派坚决主张废八股、废科举和改官制，不为数十百万官吏和封建士人的强烈反对而稍屈，这也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早期印度国大党人不顾殖民当局的高压政策，其斗争精神同样非常令人钦佩。{K5D307.JPG}罗吉1895年参加英国调查印度政府开支情况的皇家委员会时，以勇敢的见证人的身份出现。他提供大量材料，揭露殖民当局对印度狂滥掠夺的暴政。1897年郭克雷在另一调查印度状况的皇家委员会面前作证时，同样勇敢地正面揭露和激烈批评了英国当局对印度的贪婪榨取。伦纳德坚持正义，不为殖民当局的威武所用，也不为富贵所淫，表现了鲜明的爱国立场和崇高的民族气节（第146—147页）。
    关于中印两国过去取得进步和今后谋求进步的基本因素。唐文权在本书第7部分对这个问题作了带有某种总结性的概括。他说：“在我们看来，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上半期，至少有三个基本因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印两国的进步。一是民族运动的高涨，冲决了殖民主义的枷锁，二是近代经济的发展，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堤防，三是近代文化的扩张，挤压了传统文化的地盘。三者相合，促成了独立的国家地位和进步的社会形态。”“从今而后，两国谋求进步的基本因素仍然有三：一是政治改革（民主化），二是经济建设（工业化），三是文化发展（科学化）”（第251页）。
    《觉醒》一书在内容上的突破主要是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印两国知识界在民族运动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情况。
    如果说19世纪中叶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在客观上存在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依存的关系的话，那么在两国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启蒙—改良—革命）中则存在直接的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早期思想启蒙时期，中国知识界着重介绍印度，这可以魏源为代表。魏源1852年修订成书的百卷本《海国图志》对印度表示了高度重视。他用5卷篇幅介绍印度政治、经济、民事、文化、地理、历史、风俗、民情等情况。出于当时现实的政治需要，《海国图志》对印度的介绍突破了中国传统地志的格局，与中国相关的印度近代历史的变迁被列为介绍重点。到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对印度的关注由着重介绍而发展到对印度的同情和借鉴。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兄弟之邦印度的悲惨境遇倾注十分强烈的同情。他们以印度为鉴，指陈得失，用以提醒警戒当局和国人。但是这种借鉴又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大致可以戊戌政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戊戌时期，康有为着重论述印度亡国之苦难，并从民智不开、形胜不守和利权不固三个不同角度论述印度灭亡的原因，表明当时康有为关注的三个救亡要务。戊戌之后，康有为一方面对印度人民在封建和殖民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另一方面对印度亡国的原因分析转入新的方向和层面，主要是从印度历史上存在的消极因素去分析，强调“各地分立，不能合力抗英，是印度灭亡的最主要原因”（第133页）。到20世纪初进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 由中国知识界对印度的单向同情，发展为两国革命者的双向同情和支持，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孙中山热情支持和鼓励印度旅日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对印度的重视也使孙中山关注旅印华侨中借“书报社”之名发展革命队伍。二是章太炎在1902年、1906年两次旅居日本期间与印度志士的密切交往。三是中印两国革命者在东京带头成立“亚洲和亲会”，倾心倾力的相互联合和支持。四是中印两国革命者从国粹即民族文化的角度谋画两国独立的方法。到本世纪20年代以后两国再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态势时期，中国知识界以浓厚的兴趣不断向读者传送有关甘地其人其事的信息。在解放前的20多年中，出版有关甘地传记和介绍甘地主义的书籍就有27种；解放前享有盛誉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刊载有关甘地及甘地主义和印度革命运动的评介文章就有六七十篇。甘地及甘地主义当年在中国有过较大的反响。这就是发生在20年代初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两次甘地的不合作运动。
    中印两国知识界在近代民族运动中的相互同情和支持，过去国内虽然有过介绍，但比较零散。现经《觉醒》一书较为系统的介绍和剖析，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