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都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步履艰难的历程。西方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的成就是步随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以及本阶级产生之后取得的。而中印两国在封建生产关系趋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未曾得到发展之时，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因受到西方新学的强烈影响在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中印近代先进思想的出现同西方科学的东传密切相关。作为启蒙者的新型知识分子，其人数由少到多，影响由微而显，参与意识由弱转强，参与范围由狭变广，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都历经了一个缓慢的步履艰难的过程。两国的近代意识差不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缓慢扩展，才成为初具规模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魏源是中国早期启蒙运动的先行者，他以经世致用为目标，把抉择的主要对象放在今文经学和西方文化两方面。今文经学可以在解经的名义下容纳新的思想观念，西方文化则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知识、见解和价值体系。在印度，罗姆·摩罕·罗易也是这样的启蒙人物，他举起宗教改革的旗帜，重新解释“梵”的学说；他比较自觉地将学习西方文明同复兴印度民族文化的任务相联系；他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活动，在两国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启蒙运动。两国启蒙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以背离传统文化，吸取异质异源的西方文化为出发点，以托古改制为武器。他们学习西方，是以西方近代文明作为理想和参照，力图把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有关成果移植进来，为我所用，改善国家和民族的处境。一旦外来文化有明显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情况，他们又会刻意放大本位文化，贬抑外来文化，在两者之间进行新的制衡。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到19世纪80—90年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成为中印两国民族运动的主流。中印两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思想启蒙，才在19世纪80—90年代把自身的实力展示出来，以政党群体的耀眼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在印度，经过比较充分的酝酿准备，于1885年成立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在中国，维新派并无全国统一的组织，唯1895年成立的“北京强学会”具有“兼学校和政党合一”的性质。因此从近代政党发育的观点来看，这一阶段中印两国的进化程度不一。但从实际情况看，国大党和维新派在阶级构成、政治目标、行动方式等方面有很多相近之处。从阶级构成看，国大党早期年会代表主要是知识分子、商人、工厂主和自由派地主；而北京强学会则是地主阶级自由派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松散联合的政治团体。从政治目标看，早期国大党人的目标集中在代议制方面，努力追求印度人作为大英帝国臣民的权利；中国的维新派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的建议，其中康有为有关议会政治的构想最引人注目。在推行改良主义方式上，双方的目光主要放在上面，都采取上书请愿之类的方式展开活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从事社会改革运动，早期国大党和维新派的种种作为是早期启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为进入20世纪后两国的民族运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成为中印两国民族运动的主流。进入20世纪后，中印两国一方面继续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道路上沉沦，人民大众的处境继续恶化；另一方面，两国社会中反封反殖的领导阶级开始取得较大发展，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客观条件渐趋成熟。同时，国际政局中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如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对中印两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1905年在中印两国几乎同时展开的抵制美货和抵制英货运动，成为两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基础。正是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在印度，以1905至1908年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为标志，提拉克为代表的极端派取代{K5D307.JPG}罗吉为代表的温和派；在中国，以1905年同盟会成立为标志，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取代了康有为代表的改良派，成为资产阶级运动的主流。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与提拉克的四大纲领②极为相似。20世纪初爆发在中印两国的资产阶级运动，代表着两国近代化的方向。此时的中印两国正是亚洲资产阶级大展身手并取得成就的中心场所，因而经典作家赋予了“亚洲的觉醒”这一凝炼传神的政治判断。
    进入本世纪20年代后，中印两国的民族运动再次进入高潮。本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完成了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过渡，而以非暴力不合作为特征的甘地主义则同时在印度兴起。新三民主义和甘地主义继承并再现了此前民族解放运动的传统，又都以自身崭新的政治风貌出现在东方。它们适应本国民族运动的新形势，在进一步唤醒民族意识，吸引和团结本国人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是东方的资产阶级从觉醒奋起到争得独立一程程历史路标的最后一程，因而具有巍巍丰碑的性质。
    《觉醒》一书所揭示的中印两国进入近代以后，在社会形态和国家地位的演变上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在民族运动的进程中，都经历了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反帝民族运动高潮，然后经历了资产阶级启蒙—改良—革命的过程，而且在时间上又比较相近的种种现象，虽然还不能肯定这些现象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近代化过程中所特有的规律性的表现，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为人们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在视角、观点和内容上的突破，是《觉醒》的又一特色。
    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联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③。但是人们在观察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近代历史时，往往仍局限于本民族本地区，而缺少整体观念，这样观察和研究所得的结论难免有片面性。《觉醒》一书的作者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出发，进行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我认为这就是该书的新视角。
    新视角产生新观点。《觉醒》一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
    关于中印两国沉沦的原因问题。中印两国既是文明古国，又是世界和东方大国，但是到了近代却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这是一种沉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沉沦，确是值得历史学家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觉醒》一书的作者认为，从根本上讲，当时中印两国面临的敌人都是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它们自身却是腐朽没落的封建国家，两国有不少共同的消极历史因素产生作用，使这种沉沦趋势难以逆转。作者指出这种消极的历史因素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陈旧的经济基础。长期以来，中印两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虽有生产的扩大或缩小的微涨落，但却没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涉及整个经济结构的巨涨落。这样，缺乏自我更新扩张机制的落后的经济形态，面对经过产业革命洗礼后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冲击，就只能处于应付招架的被动地位。二是酷烈的王位继承之争。在中国和印度，争夺王位的斗争就像难以愈合的溃疡，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发作一次。而这种无法根治的疾病发作起来又总是要向政治机体的其他部分扩散延伸，从王室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统治集团，进而向下扩散延伸，而且它又往往与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宗教、民族矛盾等病源互相影响，产生放大效应，引起社会震荡。于是，斫丧元气，损耗国力，成为致命的病根。三是难愈的种族裂痕。莫卧儿王朝和清王朝都是异民族入主后建立的政权。两地的入主者都执行种族歧视政策，加上宗教问题，从而使得异族统治通常具有的那种种族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激烈。于是，在长达二三百年的历史中，严重的种族矛盾就像并发的又一巨大溃疡，一直深深困扰着两个国家。四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中印两国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两个多世纪中人口增长异常迅猛。印度由1602年的11500万增至1872年的22500万，中国由1652年的14000万增至1848年的43000万。在封建自然经济有限增长的条件下，人口激增是社会不堪胜任的重负。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④。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印度。这种“沉重枷锁”，反映在经济上，则是过剩的人口扩大了无地农民的队伍，造成粮价上涨和其他物资供应的紧张，人民的生活水平愈益降低。同时，农村过剩人口又加固了农民与土地的顽强结合。为了获得一小块土地，农民必须交出自己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作代价，自然经济的基础因此得到维护。反映在政治上，过剩的人口使知识分子出路变得狭窄，升迁的仕途更加拥挤。同时，人口压力又阻碍了教育、卫生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而社会文化总体水平的下降给国家的贫穷落后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样，“沉重枷锁”就成为中印两国在向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沉沦过程中的一个加速因素。五是恼人的传统文化定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学说。它固然不乏积极向上、合理实用、刚健有为等内容，但毕竟是封建的意识形态，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维护封建制度。儒家文化观念规定了以宗教血缘为纽带的三纲五常，使之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普遍的社会道德及价值观。儒家文化观念虽非宗教教条，但在统治者的扶持提倡之下，孔孟程朱成为圣灵赫赫的万世师表，四书五经成为从上到下遵而莫失的经典，定势既成。儒家文化就难逃保守因循的命运。它影响了民族文化在长远发展过程中的活泼流向，也妨碍了民族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挑战时作出积极的回应。在印度，传统文化的主张是以种姓制度为核心的印度教文化。如果说儒家文化弊病多端，但它毕竟曾在相当时期作为一种粘合剂对国家和民族起过维系和凝聚作用。而印度的种姓制度及其深入人心的观念习俗，不但难以产生整体的民族意识，反而更多地带来破坏人民团结、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在殖民势力深入印度的过程中，这种传统的制度及其观念习俗同难愈的民族、宗教痼疾一起，成为加速印度衰亡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