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从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中得到哪些启示的问题。历史的比较研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求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为现实生活服务。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也不例外。正如本书“总序”所说：“我们把这套丛书定名为《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目的正在于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中外现代进程作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研究，力求在辨别各国近代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寻求某些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作为现今‘四化’建设的借鉴。”《觉醒》一书同样肩负了这个任务。作者着力寻找中印两国近代民族运动中的相同点（或相近点）和相异点，从新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所有这些为寻找某些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客观依据，但是离深入总结经验教训还有一定差距。
    例如，近代历史的发展把世界连成整体，打破了东方国家的闭关锁国状态。但是由于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造成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往，这种不平等的交往，既是西方国家掠夺东方国家的手段，又是阻碍东方国家发展的原因。东方国家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求改变这种不平等状态，于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就成为这些国家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在不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决定。中印两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几乎同时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发展过程，这是由于中印两国大致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进程，拥有共同的国际环境所致。这种相似的进程和在相似进程中的许多相似点，并不决定民族运动的不同走向，决定民族运动不同走向的是领导阶级的不同。从领导力量来分，中印两国的近代民族运动属两种不同的类型：中国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前途是社会主义；印度是资产阶级（通过国大党）领导，走非暴力不合作的渐进式取得政权的道路，前途是资本主义。作者在书中对这样带有规律性问题的探讨尚有所欠缺。中印两国在近代有着相似的遭遇和共同的经历，独立后两国都担负着迅速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任，所以进一步探讨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具有更为重要的和现实的意义。我们期待着作者的进一步探索。
    至于《觉醒》一书存在不足之处的其他两类问题，这里亦稍加提示。
    “不该省略的问题省略了”，主要表现在叙述到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某些问题时，作者以为大家熟悉，就省略了。如作者在谈到太平天国革命的经过和失败（第59页）、有关戊戌维新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第116页）等问题时，往往以这些事“已为读者所熟知，无须赘述”为由予以省略。其实读者的情况千差万别，即使研究历史的人，研究中国古代的不一定熟悉中国近代，研究世界史的不一定熟悉中国史，因此对这些重要问题还是应该作概括性介绍为好，以便思考比较。另外，作者在讲述传教士正负作用时，只讲了正面作用，省略了负面作用，原因是“中国有关著作过去论述已多，毋庸赘言”（第89页）。其实，为了说明作者的新观点，更需要讲一讲过去通常认为的传教士的负面作用。
    有些行文用语不当。主要是对几个印度文字字意上的理解存在差错，有些提法不妥以及少量校对差错。属于这种情况的总共有十多处。如把孟加拉省督纳瓦卜说成是“统治者”（第20页）、把马拉提首相派施华说成“执政（第25页），这是对印度文字字意理解上的差错。另外，把提拉克称作“国父”（第160页）、把国大党的历史分为温和派时期、极端派时期和甘地派时期似乎欠妥。在印度历史上，提拉克被称为“可尊敬的人”，没有“国父”一说。在国大党历史上是否有一个极端派时期，还可以讨论。极端派通过发动下层群众，对1905至1908年的革命运动产生重大影响，但它并没有掌握国大党的领导权。在国大党的历史上，始终由温和派（甘地也属温和派）掌握领导权。其他行文不妥和校对差错因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
    注释：
    ①《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②四大纲领是指司瓦拉吉（自治）、司瓦德杀（自产）、抑制英货和民族教育。
    ③《马克思因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7页。
    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组：《〈毛泽东邓小平论中国国情〉编辑说明》，1992年8月2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