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觉醒》一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归纳起来有三类问题：一是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还不够深透；二是有些不该省略的问题省略了；三是有些行文用语不当。
    这里着重谈谈本书三个分析不够深透的问题。
    一是对中印两国民族解放运动差异性的认识问题。前面我曾提出，作为比较研究，可以有多种类型：有寻找相同点的比较，有寻找相异性的比较，还有既寻找相同点又寻找相异点的比较。从章开沅主编这套《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的目的（参见“总序”第2页）和本书作者的意向看（参见第254页），本书应属于第三种，应该是既寻找相同点，又寻找相异点的比较研究。但是，只要认真读一下《觉醒》，就不难发现，本书的重点在求同，而且在有的地方或多或少给人一种印象，是为了求同而求同，如北京强学会同印度早期国大党相比较就是一例；与此相反，对中印两国民族运动中的差异，特别是本质差异的比较研究则重视不够。
    如果从总结某些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来说，重视相同点的比较研究固然重要，但重视相异点的比较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相同点（或相似点）不一定都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同样，相异点不一定都不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就拿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来说，是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还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其发展方向和前途就大不一样，这是已为世界历史所证明了的。再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来看，“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⑥这里强调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实际、中国的基本国情。足见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而中印两国在独立以后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又是从民族解放运动的差异性发展来的。所以我认为，认识中印两国民族运动中的差异性比认识共同性更为重要，更有现实意义。
    诚然，唐文权在《觉醒》一书中，对中印两国资产阶级运动进程的差异（第106、107、148页）、对中印两国早期启蒙者对西方文化接受基础和水平的差异（第88页）、对两国启蒙者追求目标、发育程度、队伍组成的差别（第104—105页）、对中国维新派和印度早期国大党的差别（第135页）、对中印两国20世纪初抵制运动的差别（第159—160页）、 对同盟会和极端派政治活动展开幅度的差别（第182—190页）、对甘地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同异（第225—236页），一一作了比较。应该说，作者是经过了一番认真思考之后，才能指出上述差异的。但是这种差异的比较不是从世界看中印两国民族运动的差异，而是从中国和印度看两国民族运动的差异，因此这种差异的比较还是就事论事的比较，而不是反映中印两国民族运动发展的本质差异的比较。那么，决定中印两国民族运动发展本质差异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基本的有三点：1.两国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地位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形式上有个独立的政府，在政治、经济、内政、外交上不完全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有一定的独立性；印度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有英印殖民政府，没有印度人自己组成的政府，在政治、经济、内政、外交上完全受制于殖民政府。这是基本国情的差别。2.两国资产阶级的组成和力量强弱不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定中国的资产阶级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后者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面，所以这个阶级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革命性质的一面，又有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动摇妥协的一面。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它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而是同盟者。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定印度资产阶级是一个整体，它没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分，它的前身主要是出身于帕西、古吉拉特和马尔瓦里三个民族中的商人集团。这些商人集团在未投资工业以前，多半是英国的中间商，带有买办商人的性质。但是，自从他们从19世纪中叶起投资工业以后，他们就同英国有争夺原料和市场的矛盾。随着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与英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矛盾也就突出起来，他们要求获得参政权，独立地掌握财政、国防和外交。而英国殖民当局除吸收极少数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中央和省的立法机构外，对其他的权利根本不让。印度资产阶级同英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存在的这种矛盾是他们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要求民族独立的根本原因。只要印度殖民地地位不变，只要这种矛盾还存在，他们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但是印度资产阶级是在殖民地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毕竟是殖民地印度的资产阶级，它的经济是殖民地印度经济的一部分。为了开展经济活动，它在行政上又不得不依赖英国殖民政府。正是这种结构性的依赖，决定了印度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不能采取长期对抗的激烈方针，只能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渐进方针。至于印度资产阶级的力量，则远远超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当时的亚洲除日本外，印度资产阶级是力量最强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影响远远超过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工人阶级，一直是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3.两国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同。由于中印两国资产阶级力量强弱和共产党成熟程度的不同，决定了两国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同。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而共产党比较成熟，所以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争得了领导权。而在印度，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共产党弱小和不够成熟，所以资产阶级（通过国大党）自始至终掌握民族运动的领导权。领导权的不同，不仅决定了两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差别，而且决定了在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社会发展方向的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取得成功以后，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转变；印度国大党领导印度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独立，在独立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是对中印两国近代贫穷落后的原因的分析问题。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觉醒》一书从不同的侧面谈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如作者在分析中印两国沉沦原因之四，即“沉重的人口压力”时说：“单向线性式地把落后和贫困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或者探究的目光只是集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部分，显然不足以完满解释近代中印两国如此复杂错综的社会历史现象。因此，在进行宏观主体全景式的考察时，对一系列重要的中介环节和过渡层次展开充分的论证研究，是解答问题的一项基本条件，而人口问题正应属于此类环节或层次之一。”（第47页）这就是说，应从多方面、多层次地来分析和考察这一问题。这里提到的就有三个层面，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政治和经济”、“中介环节和过渡层次”，这在观察问题的方法上无疑比“单向线性式地”观察问题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有一个以什么为主的问题。本书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中印两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消极的历史因素产生的作用；殖民统治的负作用。人们自然要问，这两个方面究竟以哪一个方面为主？作者并没有正面讲明，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三种回答：消极的历史因素起主要作用；殖民统治的负影响起主要作用，两者相互作用产生的合力起主要作用。究竟哪一种回答比较符合实际，需要作深入的研究。总之，正确分析中印两国近代贫穷落后的原因，有助于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四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