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理论上批准殖民探险活动，这是精神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1340年代初，欧洲人见到了大西洋加那利群岛上的土人，关于这些土人的情况很快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辩论，焦点是该如何对待这些还不知道上帝的原始居民。1344年教皇克莱芒六世宣布，反对不信基督的原始人的战争是正义的，基督徒有权使加那利人皈依基督，教皇有权对他们宣战并强制他们入教。这一结论意义重大，因为那时“卡斯提和葡萄牙都依赖于教皇批准它们对大西洋的征服，使之合法化”。这也成了后来欧洲人大规模侵略征服的理论基础。（34）
    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发布通谕，葡萄牙国王可以把征服和将被征服的海外土地作为自己的国土。（35）这时葡萄牙人在西非海岸的活动已相当猖獗，并已开始从事贩卖黑奴。
    3）调解殖民征服中产生的内部冲突。整个中世纪， 教会都承担着某种仲裁人的角色，在地理大发现中也是如此。仅1495年到1501年间，教会就颁布六道《圣亚历山大通谕》。（36）调解西班牙，葡萄牙海外活动产生的矛盾。最主要的是1493年颁布的《划界通谕》。1529年教皇又帮助西班牙、葡萄牙瓜分世界势力范围。
    此外，教会还有意无意地从物质上支持了大探险。拉开大探险序幕的亨利王子的动机，历史上有许多解释。但无论那种解释都无法回避下述事实：教廷因亨利征服北非阿拉伯人有功，封他为葡萄牙骑士团团长，该骑士团以支持他使异教徒皈依为名，拨出大批款项供他探险之用。
    最后，我们还要说一下劳动人民，即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是大探险的主力，他们加入探险，主要是为了生计，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但西欧中世纪盛行的长子继承制，无疑使他们有更多的冒险心理。同时，由于其他阶级、阶层居民的追求，又使他们加入的探险具有他们自己无法意料到的客观后果。
    综上所述，西欧15世纪开始的海外扩张的动力，不只来自某个社会阶级、阶层、集团、个人，而几乎是上自国王下至黎民百姓所有社会居民的联合行动。他们各各为了自己的要求而自觉不自觉地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持续几百年的声势越来越浩大的扩张和殖民活动。我国郑和的航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形式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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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讨论表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资本主义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当生产力发展到象15世纪中国或西欧那样的水平时，它能否及时地向近代过渡，却取决于其他因素，取决于是否形成了各阶级、阶层共同扩张的格局。下面两方面的情况很能说明这一点：
    1.人数较少的西方人不仅在美洲、非洲及亚洲的印度等许多地方站稳了脚跟，并渐渐统治了这些地方的广大地区，而且也渐渐控制了有众多华人的东南亚。按肖努估计，15世纪时，西欧某个时候约只有1至2万人积极卷入大探险，即使到了1600年，西欧靠新世界为生的（不一定都住在国外）也只30至40万人。（37）而郑和下西洋最多的一次人数竟达28568人。（38）1602年中国侨民在吕宋一次被杀的就有25000人。（39）
    2.从17世纪初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中可以年看到，当时西方人的武器还不占太大的优势。
    可以说，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力量消长，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取决于中国封建政府的态度。
    当然，西方人的扩张格局不是一夜间形成的，而是长期演变的结果，这里正体现了“地理大发现”与西欧文化历史传统的深厚关系。这一演变大体上是从三方面进行的。
    1.扩张传统、扩张手段的形成。封建社会的扩张一般说是为了土地，但西欧中世纪的扩张却具有某种君主、贵族、商人、手工业者乃至农民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扩张带有争夺市场和原料的因素。这表现在向易北河以东殖民和十安军东征这两场西欧封建社会里最重要的扩张运动中。
    在十字军运动中，教皇发号召，进行组织上的协调；国王、贵族指挥战争；城市（主要是意大利城市）提供物资、运输船只等等；农民，特别是因封建化、因长子继承制而出现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则成了战士。这是一种各种力量“自愿”组合的扩张，各各怀着自己的目的，但在宗教的旗帜下汇聚起来。意大利城市有时竟能左右这场运动，它们通常被认为是1204年劫掠君士坦丁堡的策划者。随着十字军运动，它们在西欧以东的地中海沿岸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并出现了类似于近代的租界、治外法权之类的殖民方式。（40）这样的扩张方式在世界古代史上许多帝国的扩张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西欧近代的扩张就是从这种扩张传统和方式上开始的。拉开近代扩张序幕的“航海家”亨利的活动初看起来几乎与中世纪扩张没什么区别，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早期地理发现过程是从中世纪的动机和前提开始的，亨利王子及其船长们基本上是一些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也主要是以中世纪的和传统性质的智力来从事探险的。（41）
    2.某种分配扩张利益的体制的形成。扩张是各阶级、各阶层的联合扩张，这种联合要能持续进行，参加扩张的各方，特别是中、上层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好处。中世纪西欧在经济、政治、军事扩张中，渐形成了某种分配扩张利益的体制。到15世纪，这种体制已趋于成熟。哥伦布就是在与西班牙国王签订获得重大利益的条约后才率船出航的。他的西航计划最后一次被拒绝时，并非因西班牙国王认为他的计划不可靠，而是他的要求太高。但哥伦布宁愿不航行，也不愿降低要求。（42）
    3.共同扩张的文化心态的形成。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人文主义都大力支持扩张，这在前面已讨论过了。关于中国与西欧在这方面的区别，1582年进入中国的利玛窦就已作了深刻的比较。他说道：“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43）
    以上三方面的发展，与西欧中世纪特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是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需要另外撰文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