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湘军的情报工作对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
    收集情报主要是情报工作人员的任务，分析利用情报指挥战争则是由统帅们来承担，下面主要论述咸丰三到五年曾国藩统帅的湘军利用情报的得失对战争的影响，也就是从情报工作的角度分析湘军此期胜利与失利的原因。
    湘军创建之初，与太平军还没有全面交战，俘虏太平军官兵极少。“被胁”乡民官僚逃出者甚少，更谈不上搜集太平天国文书印书，加之侦探人员派出时常常被害或长期没有回报〔12〕。太平天国与湘军势不两立，湘军人员想打入太平军内部极其不易。所以，东征之前，湘军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及战略意图不甚了解，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书信中说：“正月初三，粤匪自武昌下窜，水陆两路并发，不识直扑安徽乎？抑入江西乎？现尚未得确耗。”〔13〕湘军对太平军咸丰三年下半年的西征战略意图亦是模棱两可，只作一些主观的猜想：“逆匪回窜六七百艘联帆而上是佯西进，真北上，据江西、凤阳、金陵三处而牵制”，对太平军西征长沙湖广一带将信将疑，并把这种说法讽为“浅人意度”。〔14〕就是得知太平军咸丰三年五月七日已进至湖口后，湘军统将还孤疑不安，不知“其中果系被协之众解散思归，抑系粤贼诡计，多设疑兵。”〔15〕同时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不甚了了，在书信中说天京在太平军北伐西征同时进行时只剩下三百太平军，扬州太平军粮尽援绝，纯属瞎猜〔16〕。对太平军的基本战略意图及内部情况都不甚明了，就更谈不上据太平军情报制定正确对付方案了，这为湘军东征在中途受挫埋下了危机的根源。
    虽然种种困难妨碍了湘军对太平天国情况的了解，由于曾国藩一刻也不忘广泛收集情报，他对太平军的大体行踪还是能把握的，太平军由武昌东下建都天京，四月从天京出发西征，十月西征撤退，十一月继续西征的进军路线，在曾的书信中反应得较清楚〔17〕。对显而易见的军情，能够充分重视并有对策。太平军水师发现〔18〕他们注意了东征之前一直在“多备炮船训练水师，对湖北以下沿江市镇，逃走一空，千里萧杀，百货俱无可买”〔19〕的情况十分重视，贮备了大量生活必需品，用船装载，设立了水上粮台〔20〕。了解到“现在黄州以下，节节被贼占据，修城浚濠，已成负嵎之势。”决定执行“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间”〔21〕的策略，为东征前期暂时胜利准备一些条件。
    东征之前湘军对太平军内部情况、战略意图、大略人数的多少、各军首领系何人，不甚了解。从咸丰四年初出师以后到咸丰五年后，他们对太平军的了解大大加深。主要因为，其一，深入敌穴的侦探归来回报军情，曾国藩咸丰四年四月初一日报称，“上年所遣侦探新自贼中脱归，略悉贼情。”〔22〕其二，在战争中缴获太平军大量文籍，“甲寅九月，官军水陆东下，贼众屡拒我师，节节败窜，直捣浔阳，所俘获贼中文案，綑载累累。”〔23〕其三，张德坚等人利用缴获的文籍加之采访各色人等，编成《贼情汇纂》使湘军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了解更为详尽。
    早在咸丰三年三月就已知占据武昌的太平军约计三万余人〔24〕。崇、通太平军会党估计已二万人〔25〕。咸丰五年七月告成的《贼情汇纂》通过综合大量文献资料及口述，统计到书成之时止，太平军总数“不及百万耳。”〔26〕湘军初起不及二万，不论张氏《汇纂》所统计的数字是否非常精确，但湘军对太平军数倍于己的事实是十分清楚的。对太平军善守坚城，长于以静制动，乘隙袭敌的特点湘军亦逐渐得知，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四日曾在书信中说：“该逆向称善守，其守城之法常以精壮者安营外，老惫者登陴防范。”〔27〕同年八月二十七日报称：太平军“……往往扼险筑垒，坚不可拔。”〔28〕《贼情汇纂》亦载：太平军的特点是“极力固守，养锋蓄锐，不与官兵战。相持日久，觑我稍懈，一朝突出，是狼奔豕突，任其所之。自初迄今，专用此术，官兵每欲战，不能，贼则休息精力，以乘我怠，我兵谓其怯而轻之，不意猝然全出，如山移海涌，莫之能御矣。”〔29〕既然，太平军兵力数倍于己，善守能战，常坚守自固，以静制动，袭虚捣瑕，理应以太平军之法而制之，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能乘隙制人而不制于人。早在咸丰元年左宗棠已知太平军的这一贯用之策，他写信告诉了胡林翼并建议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30〕。湘军东征之时，左宗棠没有随行，但胡林翼却是参与者，他是否把左的这套对策向曾国藩推荐，或者是推荐了曾国藩没有采纳，我们因为史料的局限不得而知，但曾国藩没有根据所了解的以上太平天国情况始终坚持“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