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就是在战略上步步为营,稳打稳扎,扼住形胜之地,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并且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它,每前进一步都要在肃清后路之后;在战术上,每当遇到坚城都不要盲目攻坚,而要采取筑长濠高垒围困太平军,每当遇太平军进攻时,都要恃坚固守,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当有隙可乘时再主动歼击太平军。东征出师前夕得知黄州以下都被太平天国占领,修城浚濠坚守着,决定“以剿为堵”,不使太平军回到武昌,等自己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再将黄州、巴河的太平军渐渐驱逐,步步进逼,使之退到湖口之下,小孤之间〔31〕,而拒绝了皇上要他越楚攻皖的命令。咸丰四年三月二日第一次攻占岳州之后,湘军据太平天国被俘侦探供称太平军还潜伏在岳州附近的河湖中,等湘军一旦东下,他们就要再在上游“滋扰”。曾国藩决定驻扎岳州派水师搜查河湖,使上游肃清了再一意东下就没有遭后路邀截的忧虑〔32〕。以上的正确决策是曾国藩在分析了一些零星的太平天国资料,朦胧地认识到的,他没有冷静地分析全面的太平天国情报资料,制定出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攻势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所以他没有能够坚持这一正确方案。岳州的攻势防御措施还没有很好地实施。十几天后又探知崇阳通城一带太平军特多,将攻势防御策略抛之脑后,认为与其坐待其来不若出境先剿〔33〕,在后方尚未巩固的情况下,冒然轻进,后猝遇大敌致败,太平军回攻长沙、湘潭、靖港、湘江,湘军只有从岳州退兵回保长沙。咸丰四年闰七月再占岳州,在克陷崇阳战胜咸宁太平军后,还未彻底肃清后路,又不吸取教训,知太平天国余势未尽,湘军一过又要卷土重来,却错误地认为“武昌为省会重地,拔其根本,则枝叶自萎,势不能兼顾小股,只得飞速进兵,直捣武汉。”〔34〕明明了解战败的太平军会乘隙袭击的情报,湘军统帅却视而不见,贪功轻进,舍崇阳、通城、咸宁不顾直捣武汉。当他们后来得知崇阳太平军真的戕官踞城,亦不改初衷,决定等武汉攻克后再说。咸丰四年八月武昌克陷后,曾国藩对当时的军情形势是很清楚的:“武昌窜出之贼,……虽歼去四千,然逃出者尚多。汉阳窜出之贼,则截剿无几,现在逃归下游蕲、黄一带,尚有数万。自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数千里,久已沦为异域,崇阳、兴国、蕲州、黄孝等处,乱民尤多。”已有“设官军稍有挫衄,则四面皆贼饷道易断”的忧虑〔35〕。但没有据此情报而加强武汉的防守,而把湖北全省交给软弱无能的杨霈,自己率部继续东下,未采取踞武汉取建瓴之势而立于不败之地再乘隙制人而不制于人的措施。咸丰四年十月田家镇湘军大捷之后,随着与太平天国争夺的白热化,甚至把原留守两湖的杨霈胡林翼两支军队都调到了江西前线,武汉顿时极为空虚,所有这些做法为战局从此逆转埋下了深深的隐患。田镇大捷后,太平军方面情况发生了变化,太平军的守城能力更加强了,水师的战斗力提高了,还换了石达开到湖口主持军事,使太平军人数多,能守善战的特性发挥了更加巨大的威力,所有这些湘军统帅都是了解的,照理应据此转入攻势防御的正确轨道,但他们仍无视军情的实际坚持前方攻坚,后方不守,贪功轻进的错误方略。咸丰四年十月底湘军水师,在九江遇阻后就据探报知太平天国水师战船改进,九江防卫加强,曾国藩等“反复筹思”就是没想到转为攻势防御战术,“终不得破之之法。”〔36〕只好仍坚持攻坚,但换了一个角度,想先破黄梅、大河埔、孔垅驿的太平军,再攻小池口最后攻江中太平军船,等他们再攻九江时太平军已经“守备日固,人数亦日增”,“……其坚悍凶顽”〔37〕已让湘军好好地领教了一番,“伪翼王石达开自安庆统众来援”〔38〕,湘军统帅也是知道的,但他们仍执迷不悟地攻坚,结果咸丰四年底五年初湖口之役稍有挫失,水师被分为外江内湖两段,外江老营被焚,太平军乘势回攻上游,原来蛰伏上游的太平军亦纷纷再起,潜藏的危机一触即发,湘军顿时一溃千里。此后不久曾国藩派李孟群、胡林翼、王国才、罗泽南回援武汉,客观上起到了稳固后方的效果,而他自率一部分兵力在江西牵制,对太平军的强悍更了解了。如“罗大纲凶悍诡谲。”〔39〕“悍贼石达开等坚守九江及对岸之小池口。”《贼情汇纂》亦向他说明:“要知营垒坚与不坚,防守严与不严,则视所守为何贼耳,……守城筑寨,其有权谋心计剧贼,必躬自踏勘尽揽山川形势于胸,以意为之,必坚必固。”〔40〕然而,从咸丰五年初起整整一年时间,曾国藩几乎一刻都没有放弃进攻九江,直到咸丰五年十一月还念念不忘联合和春东下直捣南京,因为条件不允许未实现,而“中夜以思,惭愤交并”。因固执攻坚,损兵折将,湘军处境愈来愈被动。 |